“衡阳八办”:存在8个月的“中转站”

当时的中共衡阳县委、衡阳临时中心县委都与“衡阳八办”同在卡路巷16号合署办公
曾经的原址,如今车水马龙

■本报记者   邹红辉

“这就是当年的八路军驻衡办事处原址!”石鼓区委党史办退休干部尹国宝老人站在常胜中路与蒸阳路交叉处,手指一栋10层高楼向记者介绍。对比资料图片上的那栋低矮破旧的一层平房,记者一时无法将二者联系在一起,但思绪被带到当年那段战火纷飞的抗日年代……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军民奋起反抗日军侵略,历经平型关战役、台儿庄会战、淞沪抗战、武汉会战,到1938年,战火已经烧到了长沙城下。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38年11月14日,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部分工作人员迁衡。为了加强同撤到湖南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联络,接转从武汉等地撤退下来的人员和物资,联络南方各省中共组织,八路军在衡阳城北卡路巷16号(今蒸阳路9号)设立驻衡办事处(简称“衡阳八办”)。同时在城西郊廖家湾一所民房(衡邵路123 号)设立八路军驻衡办事处招待所,实际上为我党过往人员接待站。15日下午,周恩来、叶剑英还率领办事处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全体人员到达衡阳,同来的还有郭沫若、王炳南等同志。

“衡阳八办”建立后,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直接指导下进行工作,具体负责人为李克农、曹瑛(石磊)、张元培,其工作人员先后有马子卿、邱南章、赖祖烈、殷承祯、童小鹏等。为协调各方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当时的中共衡阳县委、衡阳临时中心县委都与“衡阳八办”同在卡路巷16号合署办公,因此,各种抗日团体都与“衡阳八办”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不仅如此,“衡阳八办”还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如1939年4月底,周恩来在衡阳召集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会议,作题为《转变党的组织形式与群众工作方式》的报告,期间,周恩来还在国光戏院(现人民路小学东侧)向衡阳各界人士演说抗日统战政策。

南岳军事会议结束后,国共两党确定开办“南岳游干班”。1938年11月至次年2月,中共南方局军事组即派李涛、边章伍、吴奚如、薛子正、李伯崇、沈毅等来到衡阳,在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率领下,利用“衡阳八办”开展有关工作:一方面通过组织中共中央文件和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学习,做好思想上的准备;另一方面搜集和准备资料,编写教材,做好教学备课。“南岳游干班”开学后,上述人员均任军事教官和政治教官,经常往返“衡阳八办”,了解上级指示和形势发展,并办理公务。

不仅如此,“衡阳八办”还是我党转送党的干部和家属、接待我党过往人员的“交通站”,我军军需物资的“转运站”。从延安、重庆、桂林去新四军根据地的同志以及华东、华南、湘南去重庆、延安的人员大都经“衡阳八办”转送,港澳及海外我党地下组织也经常派人来衡阳向南方局汇报工作,南方局许多领导干部及家属也是通过“衡阳八办”安全转移的,如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李克农的父母、王明的岳父母等20余人,就是由“衡阳八办”负责从衡阳安全护送至重庆的。据当年在“八办”工作的同志回忆,通过“衡阳八办”转运了大量汽油、药品、布匹和通讯器材等军需物资到重庆、延安等地。

1939年春,根据南方局指示,由曹瑛、龙潜主持,“衡阳八办”还办了3 期中共党员培训班,每期一个月左右,共培训党员90多人。学员大都来自衡阳及湘南各县的地下党组织,以及来自南方各省、海外党组织的代表,为后来国统区党的工作深入和敌占区党的地下工作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9年6月,叶剑英离开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到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同时张元培、石磊、夏之栩等人也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7月,留下做收尾工作的杨汉章、王长信也离开衡阳。至此,“衡阳八办”工作全部结束,从建立到撤销前后经历8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