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平
童年那段年关讨债的经历，像一面无形的生活钟鼓，每逢年关节点，它就伸出一根有形的鼓槌，在我脑海里敲击。
那时，我们五姊妹寄居在渔村外婆家。长期在外开车拉煤的父亲，每年岁末带回来的温暖光明，勉强照亮了我们的学业前途。母亲是一名乡村裁缝，负责我们日常吃穿用度。尽管她的针线活计辛勤如织大网，撒遍渔村方圆十几里，但还是罩不住我们越发长大的身躯，我们的衣衫常现漏洞。
母亲当时上门做衣一天，只有三块工钱，且多数是赊账。那年头都不富裕，赊账金额诚然也不大，各家三六九元不等。母亲把他们口头承诺的还款日期，一笔一笔记在蓝胶壳账本上。诚实守信的农户，秋收后卖了稻谷棉花黄麻，或是在外务工领了薪酬，会早早亲自送来欠款，母亲当面欣然挥笔划掉记录。剩下那些没划掉的，基本是陈年旧债，有的人是确实遭遇了困难，有的人是习惯性赖皮。每年，母亲耐心等这些人家过了小年，就派大姐和我前去催讨。
我俩刚接到任务时，很有新奇感，以为去外面玩玩走走，钱就能到手。十多岁的大姐已晓得爱美，她清早起床，换上出客的衣服，口袋上别一支钢笔，揣着母亲的蓝胶壳账本，兴冲冲喊外婆带路出发。一字不识的外婆，积攒了年龄与阅历，知识丰富。她淡定回应：莫急，一大早开门碰到讨债人，债主心里肯定不舒服。讨债如行乞，不是走亲戚赴喜宴，穿烂一点，别人才会可怜你打发你。
捱到下午，结满冰霜的土路被午阳晒化，脚下尽是泥泞，大姐讨债的兴头已经降到了冰点。她低头嘟囔，千万不要碰见同学，生怕他们笑话她裤腿上的补丁和泥渍。大姐拖延脚步，逃避她的“主演”身份，一会往湖陂枯树蔸旁刮鞋边泥，一会到岔路田埂的硬巴根草上蹭鞋底泥。外婆担心我这个小“配角”摔跤，牵着我不松手，一路停停歇歇，不时与迎面来的过路熟人寒暄，打探前边的债主家门是否上锁、那家今年的收成咋样。见外婆点头含笑答谢，大姐仿佛又看到希望：讨到债，母亲就会给我们做一身过年新衣。
大姐抢先跑到那排平房村舍前，外婆却退缩了。她大抵是看多了讨债失败后双方悲愤两难的面孔。外婆停在屋角为我们壮胆，我们朝着她指认的门户走去，那家有一笔九元的老账在册。走上他家台阶，只见大门关起，挂锁空悬，檐下晾衣篙上有滴水的衣服，也有很多半干的腊鱼肉，貌似这家人早已瞄见曾几次上门讨债的外婆，故意让我们吃“闭门羹”。大姐对着他家门缝，宣泄心里的愤懑：“有钱做衣，没钱还工钱，穿上新衣也掉脸面！”外婆摆摆手，示意我们去下一家。后面几家倒是懂礼，未等我们跨进门槛，便掏钱递到我们手上，还说一番欠久了的歉疚之辞。我开心地看着大姐轻松划去那几笔账。
夕阳很快从树梢落到湖面，金光闪耀，银波荡漾。回来的路，我们祖孙仨沿着别人踩出的一行硬朗足印，走得轻稳踏实。
次年讨债，我们不需要外婆带路了。大姐越发爱美，不肯穿烂衣服。去陌生村子，她叫我拿一根“打狗棍”打头阵，她在后讪笑哼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我还是怕狗胜过怕丑的年纪，身穿姐姐不要的破袄旧裤，拄着防滑竹棍，听闻狗吠，警觉挥舞，戳掉鞋边厚重湿泥，甩到狗跟前，吓跑它。我这模样，与乞丐之间，只差一个豁口饭碗，但我心里住着一个“仗剑走天涯”的侠客。债务人也许是对我孱弱的外表深感同情，也许是被我强悍的“反赖坐功”折服，三天内，大姐就把账目划得仅剩两个“钉子户”。欠九元的那家肥婶，不是关门，就是空话搪塞；另一家欠三元，隔得较远，尚不熟路。
正当我们思忖着怎么对付“钉子户”时，外婆打破惯例，喊我们腊月二十八清早去肥婶家讨债。据知情乡邻透露给外婆的可靠消息：肥婶儿子那天相亲，女方长辈午时来访。充满契机的冰滑路，一溜烟把我们送到肥婶家。我骑坐门槛，防止他们关门，大姐摊开账本展示在肥婶眼前。她明白我们伺机而来，只得乖乖还钱。大姐扬起账本炫本事：“看我‘杨白劳’翻身，向‘黄世仁’讨回旧账。"
我们趁热打铁，放下午饭筷子，便求外婆带路，直奔最后欠三元的那家。我们翻越大堤，蹚过搭了砖头的裸沙河，再经一座摇晃的小木桥，抵达那家茅屋旁。刺鼻的中药气味从橱窗呼啸着的两块烂薄膜间散发出来，夹杂着忍不住的咳嗽与疼痛的呻吟，我们都怔住了。外婆沉默良久，领着我们打道回府。那夜，母亲收工归来，外婆从枕头底下摸出三元钱交给母亲，说是下午讨来的尾账。我十分震惊，一辈子不会持笔的外婆，竟能精准地亲手涂抹掉那笔账。
那段年关讨债的经历，确切说来，更像是一面时间的钟，因为它无时不在提醒我：节俭、诚信、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