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建军
王船山（1619年—1692年），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世称船山先生，明末清初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其教育思想，尤其是关于“蒙童”教育的观点，至今仍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启示。本文将围绕船山先生的教育思想展开阐述，并结合衡阳实际，探讨其现代意义与价值。
王船山教育思想的历史语境与渊源
王船山所处的明末清初，是社会剧烈变革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动荡、文化冲突和社会转型，对其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船山先生自幼聪慧，7岁时熟读《十三经》，14岁考中秀才，24岁中举人。然而，1644年明朝被清朝推翻，彻底改变了船山先生的人生轨迹。
明朝灭亡后，船山先生怀着满腔爱国热情，毅然投身抗清斗争，加入南明永历政权。在抗清行动失败后，他开始了40余年的隐居生活，“故国余魂长缥缈，残灯绝笔尚峥嵘”。隐居期间，他著述了《读通鉴论》《宋论》等著作100多种，400余卷，近千万言。他的著作包罗万象，堪称当时的百科全书。
船山先生既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批判总结者和集大成者，又是开新传统、复兴民族的启蒙先声。笔者认为，在他的民族爱国主义思想和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社会进化论等学说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
船山思想具有强烈的民族爱国主义品格。他将民族利益看作是高于一切，为了民族复兴，可以不顾自己饥寒之苦，甚至不惜“蹈刀锯鼎”而“不终其天年”。为了民族振兴，他冲破了忠君的封建藩篱，提出“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的主张，对于暴君昏王“可禅、可继、可革”，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谓是语出惊人。
基于船山先生这种民族爱国主义思想，他除了主张革新政治以外，还要对教育进行改革。如何用教育来“濯愚”？他认为，亟须“立庠序，讲正学”，培养德才兼备之士振兴民族，从而实现“固族”强国的目标。他充分肯定了教育对民族振兴、国家繁荣昌盛和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作用。
船山先生还从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出发，论证了知识的实体是“万物”。他综述孔孟，出入五子，神契张周，辨析程朱，否定陆王，以接近唯物论反映论的原理：“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阐明并发展了中国古代关于“学”“思”“行”等教学论的原则。
他提出“气日以滋，理日以成”“习与性成”的人性论学说，来说明环境对人性的影响，并指出人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克服不良环境的熏陶。从而，把以往关于人性论问题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转移到唯物主义的问题上来。
他提出：“无问其性，只问其知。”将人性同人类知识的积累发展和个人知识的获得有机结合。而教者“示人以理”，把客观事物的种类及其内在的规律性授予学者，使学者在力行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对外界事物的认识，从而不断发展其理论思维的能力，这就是人性的形成过程，他称其为“成性”。
船山先生还把变化日新的发展观点，应用于社会历史上，认为人类社会也是不断进步的，从而得出人类的文化教育也是不断发展进步的结论，即“今为文教之薮”。
船山先生的教育思想还与他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一方面，他目睹了科举制度在明末的异化现象——教育沦为功名利禄的工具，严重脱离社会实践。他认为这种教育不仅不能培养真正的人才，反而会扭曲人性。笔者认为，这种批判性思考，是船山先生“蒙童”教育观的重要出发点。
另一方面，岳麓书院和石鼓书院的学术传统强调“经世致用”，这种注重实践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船山先生。他在《读通鉴论》中提出的“理在气中”“道在器中”等观点，都体现了将抽象道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教育理念。湖湘文化中重视道德修养与知识学习相统一的传统，也成为他“蒙童”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家学传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船山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和叔父都是学识渊博的儒者。王氏家族“诗礼传家”的传统强调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这些家庭教育经验直接塑造了他的“蒙童”教育观。尤其是童年时期跟随父亲和叔父学习的经历，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启蒙教育对人格塑造的关键作用。
船山先生主张重编适合儿童认知特点的教材，以诗的形式和押韵的短语来传授知识与德行，这种创新思维在当时很有前瞻性。
船山“蒙童”教育思想的主要建构
在儿童教育问题上，船山先生认为儿童教育应适应儿童年龄的特点，为儿童所能接受。儿童易受外界影响，可塑性很强，便于“求通而不自锢”。因此，在儿童的教育和生活过程中，既有成就“英才”的条件，也存在着“蒙险”的可能。故教者必须“正其始”“养其习于童蒙”，注意正确的观念和习惯的培养。
笔者发现，在《张子正蒙注》《四书训义》《俟解》《礼记章句》《读四书大全说》《夕堂永日绪论》《楚辞通释》《唐诗评选》等著作中，船山先生对“蒙童”教育特征的论述虽不系统却比较深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教育对象看，他提出“一弱、二昧”的“蒙童”特征论。“一弱”指儿童身体柔弱，需要特别呵护；“二昧”则指儿童在智力和道德上都处于蒙昧状态，需要引导启发。这种对儿童身心特点的准确把握，彰显了其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厚的人文关怀。
船山先生继承和发展了《易经》“蒙以养正，圣功也”的教育理念，提出“养正气于蒙稚之初”的核心主张。这一观点源于他对张载关学的继承，主张用“正学”思想来“正童蒙之志于始”。
船山先生的“养正气于蒙稚之初”教育观点包含了道德启蒙、习惯培养、气质塑造等三个维度。
在道德启蒙维度，他强调在儿童道德观念形成初期就要植入正确的价值观，这与《易经》“君子以果行育德”的思想一脉相承。
在习惯培养维度，他注重日常生活规范的建立，认为良好的行为习惯是道德养成的实践基础。
在气质塑造维度，他认为可通过经典诵读和环境熏陶来培育儿童的精神气质，使其“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二是从教育目标看，船山先生认为儿童时期是人格塑造的关键期，犹如一张白纸，“既未绘画、也未污染”，因此教育要特别注意“先入为主”的问题。若不注意而“失教”，就会使儿童“陷入恶习”。
这一观点与王阳明批判传统教育“鞭挞绳缚，若待拘囚”的弊病有相通之处，但船山先生更强调教育时机的把握。这种重视早期教育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说，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三是从教育内容看，船山先生主张根据儿童认知特点循序渐进。他将“小人之学”与“大人之学”明确区分，指出儿童教育内容应与成人有所不同，并提出小学教育的五大步骤：教授或学习粗小之事（生活常识）、粗小之理（伦理规范）、精大之事（社会认知）、精大之理（哲学思想）、大小精粗事理综合统一（知行合一）。
这里的粗小之事，是指从日常生活具体事物入手，如认识自然现象、生活器具等。粗小之理，是指引导理解简单事理，如“孝亲敬长”等基本伦理。精大之事，是指接触较为复杂的现实问题，如社会关系、历史事件等。精大之理，是指学习抽象的理论知识，如经典中的哲学思想。大小精粗事理综合统一，是指实现具体与抽象、简单与复杂的融会贯通。
这种由具体到抽象、由简单到复杂的教学顺序，体现了船山先生对儿童认知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又与王阳明“随人分限所及”的量力施教原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四是从教育方法看，船山先生特别强调因材施教和实践教学。他认为，儿童都有独特的天性和兴趣，教育应当尊重这些差异。他反对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主张通过实践活动让儿童获得真知。所以，在语文教育方面，他提出识字教学应与“六书”相结合，写字必须“端妍合法”，这些观点至今仍有借鉴价值。
船山先生认为，教育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培养儿童的实践能力。他强调“知行合一”，认为儿童应通过实践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因此，他注重培养儿童的学习兴趣，认为只有儿童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才能持之以恒地学习下去。他提出，教师应根据儿童“乐嬉游”的天性设计教学活动，注意个别差异和兴趣特点，因材施教，重点在于激发儿童学习的自觉性。
他建议重编蒙学教材，采用诗歌和韵文形式呈现知识内容。这与传统《三字经》《千字文》的编写思路一致，但更强调教材的趣味性和实用性。
船山“蒙童”教育思想的现代启示
船山先生提出的“蒙童三性论”（道德未定型、认知欲觉未觉、生理幼芽状态），在笔者看来，这不仅是对传统“幼学如训成人”观念的颠覆，更为现代儿童教育科学化提供了一些启示：
启示一：注重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特点。船山先生强调教育应适应儿童的年龄特征，照顾到个别差异。这一观点在现代教育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关注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因材施教，避免“一刀切”的教育方式。
启示二：强调教育的实践性和兴趣性。王船山注重教育的实践性和兴趣性，认为儿童应通过实践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并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这一观点在现代教育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鼓励儿童参与实践活动，如科学实验、手工制作等，以锻炼其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同时，我们还应注重培养儿童的学习兴趣，通过丰富多样的教学手段和方法，激发其学习热情和未知欲望。
启示三：加强语文教育的基础地位。船山先生强调语文教育在“蒙童”教育中的重要性，主张识字教学应与“六书”相结合，并注重写字的规范性和美观性。这一观点对现代语文教育同样具有指导意义。我们应重视语文教育的基础地位，加强识字教学和写字训练，使儿童能够掌握扎实的语文基础。同时，我们还应注重培养儿童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通过经典诵读、写作训练等方式，提高其语文素养和综合能力。
启示四：创新预防性教育机制。针对儿童教育问题，可通过大数据分析儿童的行为轨迹，早期识别心理危机。比如，衡南县开展的“三爱三护”行动中，依托“教育云”平台建立的儿童动态数据库已覆盖万余名儿童。该系统通过智能手环、校园行为监测设备等终端，实时采集学业波动、社交异常、生理指标等28类数据，运用AI算法构建心理危机预警模型。数据显示，该体系使留守儿童情绪障碍风险从3.55分降至2.76分。
启示五：深耕本土化课程。近年来，衡阳构建“湖湘文化+”课程体系，在语文课程中嵌入“六书识字法”，依托AR技术还原甲骨文演变，使错别字率下降了57%；在数学课程引入衡州窑瓷器几何纹样分析，培养空间思维能力；在道德与法治课程创设“船山议事厅”，模拟明代衡州府赈灾决策过程。这些课程体系的设置，让“经世致用”精神熔铸育人内核。
当船山“蒙以养正”思想遇见大数据、当“诗礼传家传统”碰撞现代家庭教育理念，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重新审视船山先生的教育思想，更能体会其“因人而进”“量资循序”理念的前瞻性。衡阳作为船山先生思想的重要发源地，我们有责任借鉴其教育智慧，在守护文化根脉的同时，开创儿童教育发展新范式，书写“为往圣继绝学”的时代新篇。
［本文系衡阳市社科基金项目（2024D067）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