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和平
李东阳（公元1447年—公元1516年），字宾之，号“西涯”，谥号“文正”。明长沙府茶陵人，出生于北京，系明代中期著名的政治家、诗人和书法家。
李东阳家族世代为行伍出身，祖父李允兴入京师戍守，属金吾左卫籍，父亲李淳博贯经史。李东阳8岁入顺天府读书，16岁中举，17岁会试中第185名，18岁殿试二甲第一，授庶吉士，官编修，累迁侍讲学士，充东宫讲官；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以礼部右侍郎、侍读学士入直文渊阁，预机务。为官宪宗、孝宗、武宗三朝50年，进入内阁辅政18载，成为一位声誉千秋的内阁首辅大臣。
李东阳在文学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他提倡复古，学习唐诗，效法杜甫，一度改变阿谀粉饰的文风。在当时形成了以他为首的“茶陵诗派”，是为“一代文宗”。《明史》记载：“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东阳而已。”
吟咏衡岳湘水
“我昔南游向南国，轻舟浩荡随所适”。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春，26岁的李东阳官任翰林院编修，第一次陪其父返归故乡省亲祭祖。他们从北京出发，一路顺大运河南下，转长江，过洞庭，访长沙，溯湘江，入洣水，直到老家茶陵，历时七月，行程万里，饱览山水，遍赏名胜，他一路作诗著文，集结为《南行稿》一卷。在诗文中满怀深情地赞美故乡茶陵以及湘江、湘南、沅湘、长沙、南岳群峰等名胜。
在李东阳卷帙浩繁的诗文中，衡岳湘水始终是他重要的吟咏对象。如“湘水天下碧，衡山千古灵。我候东南来，揽高濯其清。此地既佳丽，斯人亦豪英。”（见《南行稿》634页）
长沙岳麓山是南岳72峰之一，《南岳记》载云：“南岳周围八百里，回雁为首，岳麓为足。”兴致盎然的李东阳和长沙太守等一道登岳麓山，游岳麓古寺，写下了一组著名的七律《与钱太守诸公游岳麓寺四首，席上作》：
其一
衡岳地蟠三百里，群峰将断复崔嵬。
岩间古刹依山转，谷口晴云满树来。
北海书存谁问价？ 少陵诗罢独怜才。
扁舟已谢长江险，又是匆匆一度回。
其二
路转村回一掌平，水田沙树绕溪行。
居人尚说潭州守，书院犹存岳麓名。
荒芜旧基俱寂寞，断碣残篆失分明。
钱侯亦有招贤意，潦倒无能作颂声。
其三
危峰高瞰楚江干，路在羊肠第几盘？
肆树松杉双径合，四山风十一僧寒。
平沙浅草连天远，落日孤城隔水看。
蓟北湘南俱入眼，鹧鸪声里独凭栏。
其四
政简官闲讼亦消，我公多暇得相招。
长沙地湿天将暑，岳麓山深路未遥。
归磴浅留芳草屐，离洲深系木兰桡。
他年便作甘棠地，白石青松漫寂寥。
岳麓寺，又称麓山寺，在长沙市西南的岳麓山半腰，建于西晋泰始四年（公元268年），为长沙最早的一座佛寺，有“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之称。李东阳通过诗歌，将一座天地辽阔、山水环绕、古木参天、绿意盎然、人文鼎沸的长沙古城描绘得生动传神。
如果说，乡愁是不老的神药，茶陵是李东阳最柔软的地方，那衡岳无疑是他最仰仗的“家山”。他在《次韵答攸县陈翁钺》中写道：
十年衡岳雁书迟，纵有高怀说向谁。
花下一壶狂李白，江头三弄老桓伊。
清风坐里时生腋，黄色归时正满眉。
尊俎肯留今日燕，为君重咏白驹诗。
在《送衡州邓同知》诗中写道：
楚客游吴几荡胸，又看衡岳耸晴空。
东西南地踪迹半，七十二峰疆域中。
郡剡有名随荐鹗，仙班无路接飞鸿。
邻邦亦欲沾河陶，听说阳城抚字功。
又在《漫兴四首 其四》中写道：
衡岳山高鸿雁稀，荆溪水深鱼蟹肥。
此身若问归何处，我已无家何处归？
他还在《览愚得诗卷有怀亡弟之作怅然感之因用其韵》中有：“寒菊有歌同薤露，秋风无雁忆衡阳。”寒菊象征着高洁与坚韧，与薤露共同歌唱，寓意着亡弟虽已离世，但其精神如同寒菊一般永存。而“秋风无雁忆衡阳”则借用了雁南飞的典故，表达了他对亡弟的深深思念。
作记南岳文定书院
李东阳胸怀广阔，见识渊博，怀抱着对故土的深刻感情与向往，既热爱家乡的秀丽风光和风土人情，又关注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
衡山紫云峰下的文定书院，又称“春秋楼”，始建于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是年秋，胡安国在衡山紫云峰下“买山结庐，名曰书堂，为终焉记”。从绍兴三年底到绍兴八年夏初，胡安国在生命的最后四年多时间里，主要往返于衡山文定书院和湘潭碧泉书院两地。
胡安国过世后，胡宏、胡寅等亦曾在此讲学，直至宋末一直未废。历代胡氏子孙及乡人共祀之，尤其胡寅、胡宏过世以后，胡氏后裔与里人一道在书堂正中塑胡安国像，左右以致堂胡寅与五峰胡宏配享。元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再次修葺，学士杨宗饬为山长。
明英宗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六月乙亥，诏以宋胡安国、蔡忱、真得秀从祀孔庙。明宪宗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明廷又追封胡安国为“建宁伯”。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胡安国及其所著《春秋传》再度成为儒者之宗和圣经要典。
明孝宗弘治乙卯岁（公元1495年），监察御史郑维垣按衡山文定书堂原样，于原址处筹划重新修复，并嘱托当时同知衡州府邓淮具体经办。邓淮上奏朝廷，得准并且直接拨款。当时构造是中间设堂以祀胡安国，配享胡寅和胡宏。四周房屋、庖厨之类齐备，“又掘地得旧祭器若干，葺而完之”。每年春秋两季按古例祭祀。不久，兵部主事何孟春路过此地，前往拜祭。郑维垣托何孟春带书入京，请求当时任太常少卿、史馆编修并直文渊阁参与机务的李东阳为撰写记文，他应邀欣然作《文定公紫云书院记》：
衡岳之阴，宋胡文定公书院在焉。历胜国以来，颓圯殆尽，而遗址尚存。弘治乙卯，监察御史郑君维垣按视其地，图所以兴复之者。以属衡州府同知邓君淮，其经理之费，又皆为之区画，不出于官，不扰于民。乃上其事于朝，如其请。中为堂，祀公，配以少子宏，所谓五峰先生者。而房庑、庖厨之类皆备。又掘地得旧祭器若干，葺而完之。岁春秋，则如仪修祀事。又将聚其乡之学者居之，其所以崇儒重道者至矣！事竣，会兵部何主事孟春奉使过焉，邓居因寓书京师，请予记。
按文定公，本崇安人。哲宗时举进士，为太常博士，提举湖南学政事。高宗时，拜中书舍人，以疾求去，留兼侍读，专讲《春秋》。后以宝文阁学士致仕。盖公初患居当兵冲，徙于荆，再徙于衡，优游十五年卒。子五峰以荫补官，家居不调，晚辞召命，创楼著书者二十余年，侍公尤久，此书院之所以由建也。
公之学，以尊王贱霸为本，安夏攘夷为用。当金强宋屈之时，朝野靡然，附和议者为识时，论雪耻者为生事。而公引征议政，正色直言，所以警君心而裨治道者至矣。身既不用，其所为《传》，卓然成一家之言。至我国朝，遂列诸学宫，用诸场屋，为不刊之典。使公用于一时，孰若传之后世之为远哉！若五峰，虽不见用，而出处明决，未尝屈己以干禄，深得乎家学之正矣。古者，乡先生没，必祭于社，而圣贤道在万世，则天下祀之。盖视其功德小大以为久远，有不可得而诬者。公今从祀孔子庙庭，天下之所亲视，儒臣之所分祼，天下学者之所尊祀也。
况其所居之地，非游宦流寓之可比，不特举而祀之，其可哉？且及门之士，私淑之人，如孔氏之有颜、孟，皆在配享从祀之列。况公作述之善，有若五峰者出而成之。征诸南轩之授受，考亭之论议，又若是著也，而可以无配乎哉？
书院之作，乃古庠序之遗制。宋之初，学校未立，故盛行于时。今虽建学置师遍于天下，无俟乎其他，而前贤往迹，风教之所关亦不容废，如兹院者是也。夫祭者，学之所有事也，而其所以为学，岂独粢盛俎簋，仪文度数之间哉？
衡之学者，读公之书，学公之学，固将亲羹墙于庙貌，思景行于高山。虽欲自画于道，而亦有不容己者矣。湖南之地，舂陵则有濂溪，岳麓则有南轩。兹院相距不数百里，遗风流泽，相望而不绝也。
东阳世家长沙，盖尝登岳麓，吊其所谓书院者，闻文定公之风而有感焉，因为记之，以成贤御史及贤有司之志云。（见《南岳志辑要》第309-311页）
居庙堂之高的李东阳还撰文关切衡州府学，曾作《衡州府学重修记》：
“衡之学，旧在石鼓山。宋开庆间，毁于兵，徙今金鳌寺地。元至正间，学正吴刚中辈售城西南宋李肯斋故宅，建庙及学，复毁于兵。国朝洪武二年……”
他记述了当时衡州金鳌山“府学”之规模：有明伦堂五间，高2.6丈，前有露台方八丈，高五尺，后有师生食堂三间，办公房（管廨）45间，学生宿舍（号舍）40间，自习室（四斋）12间，还有“尊经阁”（图书馆）五间，加上大门、仪门、牌坊、泮池等建筑群，总面积近200间房。
题碑耒阳杜甫墓
耒阳一中校园内有“诗圣”杜甫墓，整个墓园呈四方形，100余平方米，左右后用一米来高的水泥柱撑着水泥做的板枋，形成栏杆样，围住墓冢。墓冢居中，坐北朝南，高约1.5米，底径近4米，麻石围箍，正面横嵌一弧形石条，从上到下，从右到左，阴刻“有唐工部杜公之墓”，款署南宋“景定癸亥（公元1263年）夏孟（孟复）”，“县令王禾立石”。
墓后有两块石凳，亦是古碑刻。一块落款已剥蚀不可辨；另一块则字迹清晰，初看以为是怀素的狂草，但凭题款“西涯”，判断出应是李东阳的墨宝。碑碣如同历史的碎片，拼凑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让人不禁遐想联翩。
李东阳号西崖、西涯。因为西涯是李东阳的出生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他有咏怀西涯的《西涯杂咏十二首》《重经西涯》等诗作，可见“西涯”在其心中的地位之高。
上文提到，李东阳对杜甫十分推崇和景仰。他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通过对以杜甫为代表的唐宋大家的接受和继承，以“轶宋窥唐”为明诗发展确立了正确的方向，对明代诗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