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洁
船山学子中有三位著名的佛家居士，前两位是杨度和夏寿田，第三位就是喻谦。
喻谦（1870—1931），字昧庵，衡阳人。作为中国佛学界知名居士，喻谦的突出贡献在于应北京法源寺住持道阶法师之请编纂《新续高僧传》。这部著作延续了高僧传记的传统脉络，以严谨的态度梳理相关史料，对佛教人物及佛教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且翔实的记录，为后世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献依据，在佛学研究史上留下浓重一笔。
在《新续高僧传》的创作过程中，喻谦对王闿运的史学观多有继承。他在给杨度的信中曾写道：
每考订一僧事迹，辄忆先生言“史贵传真，不虚美，不隐恶”。
这正是对王闿运求真务实史学精神的践行。当遇到辽代高僧资料匮乏时，他效仿王闿运“从方志中辑佚”的方法，遍查《辽东行部志》《大元一统志》，终于补全数人的生平。
在《新续高僧传》的编纂凡例中，喻谦特别提到王闿运对史料筛选的要求：“史料当取其信，不可轻信野史杂谈，如《湘绮楼日记》中所记，治史者当以严谨为本。”并以此为准则对佛教史料进行甄别，让这部佛教史著既保持了佛门的庄严，又兼具史学的严谨。
喻谦与船山书院有着深厚的渊源，他青年时就读于船山书院，后留学日本，学成归国后曾暂居北京法源寺一段时间，之后回衡阳，授教于船山书院多年，既是船山书院的学子，也是船山书院的老师，更是王闿运的忠实弟子。
在船山书院的晨钟暮鼓中，喻谦与王闿运的师生互动充满了治学的温度。《湘绮府君年谱》记载，一次讲解“由”“乞”二字时，喻谦当众质疑：
先生谓“由”为草木出地之形，然“乞”字似与人相关，何解？
王闿运闻言非但不恼，反而笑道：
此问切中要害！“乞”者，像人屈膝求物之状，与“由”之舒展恰成对照。
这段对话成为书院中“质疑问难”的典范，正是这种平等的学术交流，让喻谦在《王氏六书存微・述》中由衷赞叹恩师“天纵将圣，学博思渊”，尤其钦佩其“教篆裁笺，判别精细”的治学态度。
喻谦一生著述刊印了多部与王闿运相关的著作，其中重刻《湘军志》，尤为引人瞩目。
1881年《湘军志》初刻时，因触怒曾国荃等湘军将领，王闿运在威逼之下无奈将书版交予郭嵩焘销毁。书版虽毁，著作却已流传开来：1885年，长沙斠微斋、养翮斋先后刻版；1886年，成都墨香书屋再刻；1902年，湖南书局与长沙富记书局亦有刻本。不过，这些刻本均非王闿运主动刻印。
喻谦决意促成《湘军志》重刊以传后世。1909年，他联络十余名同窗集资重刻，面对王闿运的反对，喻谦力主其事，终获首肯，王闿运嘱其“当慎之又慎”。是年，喻谦等人于船山书院重刻《湘军志》，由此开启王闿运弟子主导的重刊历程。
喻谦在《重刻湘军志跋》中言：
是篇为湘潭王湘绮先生所著，初浸版于川蜀，原印不过数十本，衡阳唯程常有藏书，不轻得见。坊间翻刻错讹为多，读者艰之。同学屡谋重刊，皆为先生所阻止。盖是书初出，曾伯（指曾国荃）若有不释然者，故先生绝口不言。然海外流传已数万本，非仅钦其文章经济足备一朝掌故，其于将才之贤否，军谋之得失，与夫始终艰难胜败之数，莫不言之亲切无所忌讳，实中国近今之信史也。
这段文字清晰展现了背后的缘由：王闿运不仅自身“绝口不言”，更阻止学生“屡谋重刊”。直到首刻28 年后，喻谦等学生出于对史实的尊重，也为纠正坊间刻本的错讹，才促成《湘军志》重刊，并获老师首肯。书成之后，喻谦在跋文中特意记下这段往事，感慨“湘绮先生之文，如天马行空，不受羁勒”，既赞其文笔，更敬其风骨。
喻谦在重刻过程中，对书中一些争议性的记载进行了详细考证，参考王闿运在《湘军志》初稿中的批注“湘军之兴，虽为平乱，然亦有扰民之举，不可不记”，坚持保留客观描述，还原了王闿运的著史初衷。
1916年，喻谦出版《王氏六书存微》，在此书编纂过程中，师徒二人的学术碰撞更为深入。王闿运最初仅将教女学篆的札记随手记录，并未想过成书。喻谦偶然得见这些手稿，如获至宝，遂与陈兆奎一道整理校订。他发现王闿运对“转注”的解释与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不同，便在稿旁批注：
先生以“同义相受”为转注精髓，似可补许氏之阙。
王闿运阅后特意召喻谦至书院东斋，彻夜长谈：
汝见甚锐！六书之学，贵在通变，非墨守旧说可成。
此书最终署“王闿运原定”，然王闿运在序中明言“实喻生述微之功”，足见对喻谦编纂之力的认可。
喻谦在整理王闿运的文字学著作时，曾多次提及王闿运对六书的独特见解，比如王闿运认为：
转注者，义可互训，字可通用，非仅以声韵为转。
这一观点在当时学界独树一帜，喻谦将其详细记录并加以阐释，还参考了王闿运在《湘绮楼日记》中对文字学研究的思考。比如《湘绮楼日记》中言：
今日读《说文》，觉古人造字，实有深意，每一字皆可溯源至天地万物之象。
喻谦将这些思考融入相关字词的解读中，使得《王氏六书存微》的学术内容更加丰富。
此外，喻谦编纂《王湘绮先生八十有五行述》时，对老师的理解已超越学术层面。他详细记载王闿运“日必抄书”的习惯：
先生客游南昌，见宋荦狱中抄苏诗，遂终身以抄书为课，虽道途寒暑不辍。
为印证此事，他特意走访王闿运曾住过的长沙湘绮楼，从老仆处求得先生抄录的《东坡诗集》残本，见纸页上朱笔批注密密麻麻，不禁在《行述》中叹道：
所抄书卷，字数当以亿万计，可谓前无古人。
这种对细节的考究，让这部行述成为研究王闿运最权威的史料，其中对老师“不喜制举程式，独好吟咏”的性格刻画，更源自他在书院时的亲身观察。
喻谦在《行述》中还引用了王闿运与友人书信中的原文，如：
近日作诗，颇觉心境澄明，似有所悟，诗道之妙，在于随性而发。
原文的引用，生动展现了王闿运的文学创作心境。
从船山书院的青衿少年到法源寺的著述老者，喻谦与王闿运的师生情谊，早已超越简单的传授与继承，升华为学术精神的共鸣。那些灯下校书的夜晚，那些湘水之畔的论辩，那些为捍卫真理而共同承受的压力，共同编织成一幅跨越儒佛的文化图景，让湖湘学脉在时代变迁中依然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