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洁
西方新学传入后，传统书院纷纷改制。因船山书院创设初衷是为“崇祀先贤王夫之而建”，又因王闿运坚守传统且声望卓著，船山书院成为全国最晚改制的书院之一。1915年，船山书院与船山祠合并为船山存古学堂，王闿运写下《船山书院记》，该记由衡阳籍书法家曾熙书写、道州籍书法家何维朴作跋，记载了书院创办与发展历程。
此后又相继易名为“东洲讲堂”“船山学院”；1922年改为“船山国学院”；1925年改为“船山中学”；1950年改为“衡阳市第一中学”，1958年迁址丁家牌楼。
在船山书院短短几十年的历史上，除王闿运外，历任掌教山长和院长亦多为硕学鸿儒，他们以自身的学识与品格，为船山书院奠定了深厚的学术根基。
一、李扬华：初创基业，立规明旨
李扬华（1822年—1884年），字萼生，湖南衡山人，晚清教育家、经学家。1884年至1889年担任船山书院的首任山长。
他自幼饱读经史，历任地方学官，以学识渊博、治校严谨闻名。早年主讲于石鼓书院，任主事期间便以革新教学内容、整顿学风著称，为书院注入新的活力。1884年，船山书院在衡州东洲岛正式建成，62岁的李扬华受地方士绅推举，成为首任山长，虽任职不足一年便病逝于任上，却为这座以王船山思想为核心的书院奠定了坚实的办学基础。
李扬华到任后第一件事便是制定《船山书院章程》，开篇明义：“本书院以表彰船山先生之学为宗旨，兼采经世致用之术，育通经史、识时务之材。”这一办学定位，既紧扣王夫之“经世致用”的思想内核，又融入了近代教育的实用精神。
在课程设置上，李扬华展现出超越时代的眼光。在保留传统经学核心地位的基础上，大胆增设史地、算学等实用学科。史地课不仅讲授《史记》《资治通鉴》等典籍，还加入《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介绍世界地理与历史的内容，让学生“知古今之变，识中外之势”；算学则从《九章算术》入手，逐步引入西方代数、几何知识，他特意从长沙购置西方《代数备旨》等译著作为教材。为保证教学质量，他亲自撰写《算学启蒙讲义》，以通俗语言讲解抽象公式，书中“以算理喻事理，以数理明物理”的教学思路，让学生耳目一新。这种“传统与新知并重”的课程体系，打破了当时书院单一传授经学的模式，为船山书院吸引了首批来自湘南各地的学子。
藏书建设是李扬华倾注心血的另一项事业。他深知“书院之盛，首在藏书”，到任后便四处奔走，向地方士绅、官宦募集典籍。他带头将自己珍藏的《船山遗书》早期刻本捐赠书院，又致信好友——时任湖广总督的卞宝第，恳请调拨官刻典籍。经过半年努力，书院藏书楼“观海堂”已征集各类书籍五千余卷，其中经部以《十三经注疏》《船山经义》为主，史部涵盖正史、方志、外史，子部收录算学、农医等实用著作，集部则有历代诗文总集。他还亲自为藏书楼制定《借阅章程》，规定“生员借阅需登记，月内归还，不得污损”，并安排专人负责书籍修补与整理，这套管理制度后来被船山书院沿用数十年。
在教学方法上，李扬华推崇“启发式教学”，反对死记硬背。他讲授《论语》时，不急于解释文句，而是先让学生“各陈己见”，再结合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的见解进行点拨。一次讲解“学而不思则罔”，他让学生结合算学中的“例题演算”谈体会，有学生说“算题需先思公式，再验结果，正如读书需先悟其理，再验诸行”，这一观点得到他的高度赞赏，当即表扬“此真会读书者也”。他还常带学生登上东洲岛的“望岳亭”，以衡岳湘江为喻讲解《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道理，让抽象的经义变得生动可感。这种互动式的课堂，让书院学风日渐浓厚，据《衡州府志》记载，船山书院初创之年便有“生员逾百人，弦诵之声闻于江渚”。
1884年末，李扬华因积劳成疾在书院病逝，临终前仍嘱托接任者“守经世之旨，续聚书之举”。他虽未亲眼见证船山书院后来的鼎盛，但其制定的办学章程、创设的课程体系、积累的藏书基础，为这座书院成为晚清湖南重要的学术阵地铺平了道路。
二、邓辅纶：诗教传承，文韵东洲
邓辅纶（1829年—1893年），字弥之，湖南武冈人，晚清著名诗人、文学家，“湖湘派”重要代表人物。其出身官宦世家，自幼随父研习经史，后与王闿运、李寿蓉等结为“湘中五子”，以诗名噪一时。其诗学陶潜、杜甫，风格沉郁顿挫，兼具古雅与真情，著有《白香亭诗集》《白香亭文集》等。仕途上，他曾入曾国藩幕府，参与军政事务，后历任浙江候补道、署理湖州知府等职，为官清廉，颇有政声。
李扬华奠定的务实学风，为邓辅纶的诗教革新提供了基础。1889年至1890年，邓辅纶出任船山书院山长。执掌船山书院期间，邓辅纶以“诗教”为核心，对教学内容与形式进行革新。他深知“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在保留经史主课的基础上，专门开设“诗词创作课”，每周两课时，从“炼字、对仗、用典”等基础技巧讲起，逐步深入到“意境营造”“情志表达”的高阶创作。他讲授时善用实例，例如：讲解“炼字”便以自己诗句“孤灯残雪夜，寒漏滴乡愁”为例，分析“残”“滴”二字如何将孤寂感具象化；论及“用典”则援引《白香亭诗集》中“汨罗沉恨千年后，谁续离骚万古心”，阐释如何化用屈原典故表达家国情怀。这种结合个人创作经验的教学，让学生倍感亲切。
为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邓辅纶创设“东洲诗会”，每月初一、十五在书院“船山祠”前举办诗词比赛，命题多取自东洲岛的自然风光与书院生活，如“湘波晚照”“书窗夜雨”“梅亭酬唱”等。他亲自担任评阅官，对优秀作品逐句批注，获奖诗作则誊写于“诗壁”之上供全院观摩。
1890年春，以“东洲春柳”为题的诗会中，学生陈兆奎所作诗句获首奖：万缕垂丝拂楚江，东风吹绿满书窗。
邓辅纶在评语中写道：以柳喻学风之盛，以风喻教化之广，少年有此笔力，可期大成。
这种以实景命题、互动评点的方式，正是对李扬华“启发式教学”的继承与创新，让诗教从书本延伸至生活。此类活动让书院内创作之风蔚然兴起，据《船山书院课艺》记载，仅一年间学生诗作便积累近千首，后精选编成《东洲诗钞》，成为晚清书院文学教育的珍贵见证。
邓辅纶深谙“知行合一”的教学之道，常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学生游览东洲岛，在自然实景中传授诗学要义。春日里，他与学生漫步“梅坞”，见梅花初绽便即兴吟出“疏影横斜水浅深，暗香浮动月黄昏——此林逋咏梅之妙，在‘疏’‘浅’‘暗’‘昏’四字，写尽朦胧之美，尔等可仿其笔法作《东洲梅咏》”；秋日登“望岳亭”，远眺衡山则讲解杜甫“会当凌绝顶”的壮阔意境，让学生体会“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真谛。一次游湘江畔“钓矶”，见渔人垂钓，他便引导学生从“钓者、江水、鱼竿、鱼篓”等意象切入，创作五言绝句，学生们围坐矶上构思，他则巡回指点，时而俯身修改字句，时而高声吟诵范例，江风吹拂着纸墨香气，构成一幅生动的“东洲授诗图”。
在文学主张上，邓辅纶既推崇古法又不拘泥于古。他要求学生精读《诗经》《楚辞》及唐诗宋词，打下扎实根基，同时鼓励“写真情、纪实感”，反对无病呻吟。他在《白香亭诗论》中提出的“诗贵有我，不可寄人篱下”观点，成为书院诗词教学的指导思想。学生们在他的影响下，作品既格律严谨又各具个性：有的学李白豪放，有的仿杜甫沉郁，有的效王维空灵，形成“百家争鸣”的创作局面。
1890年冬，邓辅纶因年迈体衰辞去山长之职，临别时将自己的《白香亭诗集》手稿赠予书院，并题字：
诗者，心之声也，愿东洲学子永怀赤子之心，笔耕不辍。
这部手稿后来被珍藏于书院的“观海堂”，成为学生们临摹学习的范本。虽任职仅一年多，他却为船山书院留下了深厚的文学积淀，其“以诗育人、以景促学”的教学模式，不仅延续了王船山“文以载道”的思想，更开创了书院文学教育的新范式，对后世湘南文风影响深远。
1893年，邓辅纶在长沙病逝，消息传至船山书院，师生们自发在“诗壁”前举行悼念诗会，以他所教之法，吟他所授之诗，缅怀这位将诗心融入书院的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