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洁
三、江俶：转型存古，守正出新
江俶（1861年—？），字季怀，湖南长沙人，晚清至民国初年的教育家、经学家。1915年至1922年担任船山存古学堂院长。
江俶早年师从王闿运，研习经史与舆地之学，后历任湖南时务学堂教习、长沙府中学堂监督等职，以“守正出新”的教育理念闻名。船山书院改为船山存古学堂后，王闿运离任。江俶因兼具传统学术功底与新学视野，被地方士绅与学界共同推举为院长，成为这所转型期学堂的重要掌舵者。
执掌船山存古学堂期间，江俶肩负着“守传统之根”与“应时代之变”的双重使命。他深知学堂虽易名，却承载着传承船山文脉的重任，到任后首先整理王闿运执教时的讲稿与书院规章，从中提炼出“通经致用、求实戒虚”的学风内核，刻制成木匾悬挂于讲堂，与王船山的“六经责我开生面”相映成辉。
他在首次训话中强调：
存古非泥古，如船山先生所言“变而不失其常”，吾辈当学其精神，而非拘其形式。
在教学内容上，江俶展现出兼容并蓄的智慧。他保留了经史、诸子等核心课程，要求学生精读《船山遗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典籍，延续“每日一字训诂、每周一篇经义”的传统课业；同时顺应清末新政对学堂教育的要求，增设“舆地测算”“西学略述”“实业常识”等课程。其中“舆地测算”课尤为特色，他亲自编写讲义，将王船山《读通鉴论》中关于地理与军事的论述，与西方测绘技术相结合，讲解“山川形胜与攻守之理”，让学生既懂古籍中的地理名词，又能使用罗盘与比例尺绘制地图。这种“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课程设置，既满足了清廷对存古学堂“保存国粹”的要求，又为学生打开了望向新知的窗口。
江俶继承了王闿运“因材施教”的传统，却更注重贴近学生的实际需求。他每周设置“问学课”，在学堂“劝学轩”接待学生，既解答经史疑难，也倾听生活困惑。有贫寒学生因买不起经史注本而发愁，他便将自己收藏的《十三经注疏》复刻本置于学堂“共读轩”，供学生轮流借阅；见部分学生对西学课程畏难，他请来曾留学日本的弟子担任助教，用“以经解西”的方式讲解——如用《墨子・备城门》中的守城器械对比西方近代军工，帮助学生理解新知。这种关怀不仅停留在学业上，每逢寒衣节，他还会组织师生为家境贫寒者募集棉衣，学堂档案记载，仅1917年便“筹得棉衣三十余件，米粮二十石，使寒士无冻馁之虞”。
为保证教学质量，江俶建立了严格的考核与实践制度。他延续书院“月课”传统，却将单一的经义写作改为“经义、策论、算题”三科合考，其中策论常以“如何用古籍智慧解决当下民生问题”为题，如“《齐民要术》与湘南农桑改良”“王船山‘均平’思想与地方赋税”等，引导学生将书本知识与现实关联。他还效仿王闿运当年带领学生考察湘江的做法，每年春秋两季组织“实地研学”，或赴衡山考察王夫之隐居遗迹，或沿耒水调研农田水利，让学生在行走中体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真谛。
在江俶的主持下，船山存古学堂虽办学时间不长，却培养了一批兼具传统学养与时代意识的人才。其中既有专注经史研究的学者，如后来任湖南大学教授的易培基，其早年治《尚书》的功底便得益于在学堂的训练；也有投身实业与教育的实干者，如创办衡阳电灯公司的何元文，曾在“实业常识”课上提交《湘南煤铁开采刍议》，得到江俶“有船山先生经世之风”的批注。
江俶晚年归隐长沙潜心著述，留下《船山存古学堂课艺辑要》《季怀经义札记》等作品。这些遗存不仅见证了他对船山文脉的守护，更折射出清末教育转型期知识分子“守正出新”的探索轨迹。正如江俶在学堂碑记中所写：
船山之学，在变中求常；吾辈之责，在常中求进。
四、曾熙：艺苑耕耘，书画传薪
曾熙（1861年—1930年），字子缉，号俟园，晚号农髯，湖南衡阳人，近代著名书画家、教育家。其自幼研习书画，精于篆隶、魏碑，绘画擅长山水、花卉，风格古朴苍劲，兼具文人气息。1903年中进士，曾任兵部主事、提学使等职，后厌倦官场，潜心艺术与教育，为张大千的老师。1922年至1925年受邀担任船山国学院院长，为这所延续船山文脉的学府注入了浓郁的艺术气息。
执掌船山国学院期间，曾熙深知艺术教育对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认为“书画乃载道之器，与经史同源”，专门开设“书法研习”“国画创作”两门必修课，每周各占三课时，成为国学院区别于其他学堂的鲜明特色。
在书法教学上，曾熙展现出独到的见解与方法。他从“笔法溯源”入手，让学生先临摹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体会汉字构形的原始意趣，再进阶至篆隶、魏碑、唐楷。他亲自书写范本，悬于教室供学生对照，讲解时常用比喻化抽象为具体：“写篆书如折钗股，线条需圆劲有力；作魏碑如古松挂剑，结构要刚健开张。”
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他因材施教：对性格沉稳者，多鼓励研习《石鼓文》《泰山刻石》；对性情灵动者，则引导临摹《石门颂》《郑文公碑》。他还独创“墨法课”，演示“焦、浓、重、淡、清”五色墨的运用，让学生领悟“笔墨见性情”的道理。
国画课程同样特色鲜明。曾熙主张“以书入画，书画同源”，教学从“勾勒线条”起步，要求学生用书法的笔力绘制山石、树木、花卉。他讲授山水画时，常结合王船山“情景相生”的美学思想，分析“山无气不活，水无韵不灵”的意境营造；示范花卉时，则以“梅兰竹菊”为范本，讲解其象征意义与笔墨技巧，如“画梅干需如篆籀，枝如折钗，花如点漆”。他还常带学生到东洲岛写生，让他们在湘江帆影、古樟虬枝、梅坞暗香中捕捉自然之美，将实景转化为画中意境。
为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曾熙在国学院“艺苑轩”设立艺术展览室，每月更换一次展品，全部陈列学生的优秀书画作品。他亲自为每件作品撰写评语，如评一幅《墨竹图》“笔力劲健，有板桥遗风，然竹叶疏密稍欠，可再参《芥子园画谱》”；赞一幅篆书条幅“结体匀称，气韵贯通，后生可畏”。展览室对全院师生开放，甚至吸引衡州城内的文人雅士前来观展，成为当时衡阳艺术交流的一处重要场所。这种以展促学的方式，让学生们备受鼓舞，创作积极性高涨，国学院内研习书画的风气日益浓厚。
曾熙的教育理念不仅注重技艺传授，更强调文化修养的培育。他要求书画专业的学生同时修习“画论”课程，研读《林泉高致》《苦瓜和尚画语录》等典籍，理解“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真谛。他常说：“作画需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有丘壑，笔下才有乾坤。”在他的影响下，船山国学院的学生不仅书画技艺日渐精进，更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以文养艺，以艺载文”的独特风貌。
在曾熙的主持下，船山国学院的艺术教育成效显著，培养了一批在书画领域崭露头角的人才。其中，后来成为湖南著名书画家的马宗霍，早年便在国学院受教于曾熙，其书法兼具碑学的厚重与帖学的灵动，深受曾熙的影响；还有擅长山水的萧迁，其画作意境悠远，笔法苍劲，曾获曾熙“得船山先生‘孤清’之境”的高度评价。
1930年，曾熙在上海病逝，消息传至船山国学院，师生们悲痛不已，在“艺苑轩”举办了“曾农髯先生师生书画展”，展出曾熙的书画作品及学生们的缅怀之作，以寄托哀思。
曾熙将艺术教育融入传统文化传承的实践，为船山文脉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书画同源、文艺兼修”的教育理念，至今仍对艺术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