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洁
刘豢龙与蔡人龙：“南楚二龙”
刘豢龙（1883—1943），字云生，湖南湘潭人，近代著名学者、文史专家。早年就读于船山书院，师从王闿运，以深厚的经学功底与卓越的词章才华闻名，与同窗蔡人龙并称“南楚二龙”。
刘豢龙先后执教于湖南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等多所高校，主讲中国古典文学与经学，著有《云生诗集》《经义札记》等作品，学术兼具考据严谨与义理深刻。在动荡的时局中，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阐释，培养了大批文史研究人才。
在船山书院求学期间，他与蔡人龙的学术交往成为书院的一段佳话，每日课后探讨学问。1902年，二人合作《公羊传微言大义考》，蔡人龙理脉络，刘豢龙阐经世思想，提出“公羊学非仅讲三世，更重当下之变”，获王闿运批注“考据精审，立论新颖”，收录于《船山书院课艺续编》。
王闿运曾笑着对人说：“吾门有二龙，一善穷理，一善属文，相映成辉。”这里的“善属文”便指刘豢龙，他的词章功底尤其出众，所作诗词既有唐人风骨，又融入个人情志，如《东洲晚眺》中一句：“湘江万里接天际，落照千峰入画来。”以阔大的意境勾勒东洲岛的暮色，在同窗间广为传诵。
1902年，王闿运命题《公羊传微言大义考》，二人决定联袂作答：蔡人龙负责梳理历代注疏的学术脉络，刘豢龙则侧重阐释其中的经世思想。他们耗时三月完成论文，文中不仅引用《春秋公羊传》原文佐证观点，还结合王船山《读通鉴论》中的见解，提出“公羊学非仅讲三世，更重当下之变”的新解。此文后收录于《船山书院课艺续编》，成为书院经义研究的范本。王闿运批注曰：
考据精审，立论新颖，南楚二龙，名不虚传。
刘豢龙在书院的诗词创作，常以书院生活为题材，字里行间满是对求学时光的珍视。如《寄蔡人龙》一诗中既描绘了两人同窗共读的场景，又抒发了深厚的同窗情谊：
同研经史东洲畔，共对湘流月色寒。
莫叹前路无知己，尺素犹能寄肺肝。
他的词作同样出色，《念奴娇・东洲怀古》凭吊王船山遗迹，开篇“衡岳苍苍，湘波涌，千古英雄何处”便气势不凡，结句“继往开来，吾侪有责，莫负书窗苦”则彰显了传承文脉的担当，被书院刻入“诗墙”，供后人赏读。
王闿运对刘豢龙的才华颇为器重，常将自己的手稿交给他校订。一次，刘豢龙在审阅《湘绮楼诗文集》时，发现一处引用《文选》的疏漏，便工整地写下校注并附于其后。王闿运见后欣然采纳，并在旁批注：“云生眼利如炬，后生可畏。”刘豢龙的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正是他后来在大学任教时反复强调的“读书须一字不苟”的源头。
离开船山书院后，刘豢龙的学术道路始终带着书院的印记。他在高校讲授《诗经》时，常常引用在书院与蔡人龙探讨的观点；撰写《经义札记》时，更是将当年合作论文中的见解进一步深化。
1943年，刘豢龙在重庆病逝，临终前仍嘱托弟子将自己珍藏的船山书院刊本《公羊传》捐赠给学校图书馆，这部扉页上留有他与蔡人龙合署批注的典籍，成为见证“南楚二龙”学术情谊的珍贵遗物。
同为“南楚二龙”的蔡人龙，字云从，湖南长沙人，近代学者、诗人。1891年就读于船山书院，深得王闿运治学精髓。1894年中举人，受变法思潮影响，秘密组织“108人团”反抗满清政府。辛亥革命期间被推举为湖南省军政府内政部长、独立第一协统，与黄兴、蔡锷等人交往密切，并率军参与领导武昌起义。他还曾创办《朴学报》，执教于湖南法政学堂、长沙师范学校、湖南大学等，主讲经史与诗词，著有《云从诗集》《古籍校勘札记》等，精于版本考订，诗作清丽蕴藉、寄意深远。
蔡人龙在船山书院求学期间，书院藏书楼是他每日必至之处，清晨天微亮便入楼，直至深夜才借着月光返回斋舍，同窗常笑言“藏书楼的灯，十有八九为蔡君而明”。他研究古籍时，惯用朱墨两色批注：朱笔校勘字句异同，墨笔阐释义理源流，一部《文选》被他批注得密密麻麻，仅《离骚》一篇便写下三千余字札记，从文字训诂到情志解读，无一不备。他尤爱手钞群籍，认为“钞书一遍，胜读十遍”，现存其手稿《船山书院藏善本钞录》，收录汉唐诗集残卷七种，字迹工整如刻，连涂改之处都一丝不苟。
王闿运曾以“善穷理”评价蔡人龙，这一特质在他整理古籍时尤为凸显。他花费两年时间为《玉台新咏》作补注，不仅核对了七种不同版本的异文，还从《太平御览》《艺文类聚》中辑录出失传的相关评点，最终完成《玉台新咏补注》四卷，被纳入《船山书院丛书》，成为学界研究六朝诗歌的重要参考。王闿运在序中写道：云从注书，如老吏断狱，一丝不紊，后生中能为此者鲜矣。
“南楚二龙”在《东洲唱和集》中互赠的三十余首诗，或论学，或写景，相映成趣，成为书院文学活动的珍贵记录。二人诗词各擅胜场，刘以气势见长，蔡则以巧思取胜。
蔡人龙创作的《落花》十二首，借落花喻身世，却无悲戚之感，如“辞枝非惜别，坠地自成蹊”“化作春泥后，犹能护嫩芽”等句，以清新笔触写出生命循环之理，被王闿运评为“咏物诗中上乘之作”。诗成后，在书院“湘绮诗会”上一经吟诵，便迅速传遍衡州，连路过的客商都争相传抄，时人谓之：“一纸落花诗，传遍南楚地。”其在《落花》诗序中写道：读《诗经・桃夭》而知花落结果之理，观船山先生《落花诗》而悟生生不息之道，诗与学，原是一体。
这种将学术与创作相融的理念，影响了他后来的教学生涯。在课堂上，他常以诗句阐释经义，如讲《诗经・蒹葭》时，便结合自己创作的《秋江感怀》分析“伊人”意象的象征意义，让学生耳目一新。
离开船山书院后，蔡人龙仍与刘豢龙保持学术交流，两人合编的《南楚二龙诗钞》，收录了不少在书院时期的作品。晚年的他虽历经战乱，却始终珍藏着在书院时手抄的《王湘绮先生论学语录》，扉页上“学无止境，道在日新”八字，既是王闿运的教诲，也是他一生治学的写照。
李馥：公羊学传薪者
李馥（1854—1929），湖南祁东人，与湘乡李希圣、嘉禾雷锡龄并称“湖南三才子”。1891年，慕名来到船山书院，追随王闿运研习公羊学。
在书院的讲堂里，李馥是最专注的听众之一，每当王闿运讲授《公羊传》，他总是端坐前排，从“张三世”“通三统”到“异内外”，每一个义理都细细揣摩，课后常追问微言大义。一次，王闿运详解“三世说”时，李馥突然起身，结合甲午战前的边疆危机说道：“今海疆多故，列国环伺，正需以‘升平世’之义，倡变法以图自强，而非固守‘据乱世’之旧轨。”此番见解切中时弊，王闿运颔首道：“子之言，具经世之识，不泥于章句也。”
在书院每月举办的“公羊学辩难会”上，李馥逻辑缜密，论辩时引经据典却不拘泥，常以《史记》《汉书》中的史事印证公羊义理。有一次与同窗辩论“夷夏之辨”，他提出“夷夏非以地域分，而以文化论”，主张学习西方器物技艺以强华夏。其独到观点让在场者耳目一新，连王闿运也评价他“能于旧学中开新境”。
后来他归乡设馆授徒，将书院“经史词章并重”模式本土化，分经义、史事、词章三科，要求“每课作札记，每月参辩难”，方法与书院如出一辙。晚年撰写《大学中庸蠡言》《论语训释》等著作时，仍常引用在船山书院习得的公羊学义例，字里行间可见当年书院求学的印记。
1929年李馥病逝前，曾嘱弟子将其在船山书院时抄录的王闿运公羊学讲义整理付梓，以“不忘师门授业之恩”。这部手稿后来被收录于《祁东李氏家藏文献》，成为研究船山书院学术传承的珍贵资料。
唐牧六：衡州塾师之冠
唐牧六（1875—1937），字子牧，湖南衡阳人，近代教育家。19岁考中附贡生，入国子监，后因改组返乡，赴船山书院求学数年，受王闿运教诲。离开后绝意仕进，设帐授徒四十余载，注重因材施教，培养出郭竺真、罗召南、唐珉君等一批在文史、教育领域有所建树的弟子，被誉为“衡州塾师之冠”。
1901年前后，他慕名前往东洲岛，近而立之年却比学子更勤勉，每日“晨课问难”等候于“湘绮楼”外。王闿运讲授《史记》《汉书》时，常以讲故事的方式解析历史兴衰，这让痴迷典故的唐牧六尤为着迷。一次讲到“楚汉相争”，王闿运随口说出韩信“胯下之辱”的三种不同史料记载，唐牧六课后立刻到藏书楼查阅《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的相关篇目，整理出“韩信忍辱考”一则札记，次日向先生请教。王闿运见他如此较真，便与他从“忍辱与成事”的关系聊起，延伸到对王船山“屈伸之理”的探讨，这番对话让唐牧六茅塞顿开。后来他在给弟子讲课时，常以这段经历说明“读史不仅要记其事，更要悟其理”。
在船山书院期间，唐牧六的勤学好问是出了名的。他不仅向王闿运请教，还常与同窗切磋。他有一个特制的“问学册”，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每日遇到的问题及解答，这本册子后来成为他授课时的参考。
王闿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对唐牧六影响至深。他在书院目睹，王闿运对擅长诗词的刘豢龙，多指点其意境锤炼；对精于考据的蔡人龙，常引导其拓展义理；而对像自己这样侧重经世致用的学生，则多传授“以史为鉴”的治学方法。这种“对症下药”的教学方式，让唐牧六领悟到“教者如医，需辨材而施”的道理。
离开船山书院后，唐牧六在衡阳城开设“牧经堂”私塾，将从书院习得的理念付诸实践。他招收弟子不问出身，既有富家子弟，也有贫家孩童。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他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对记忆力强的郭竺真，侧重让其背诵经史原文，再逐步讲解义理；对思维敏捷的罗召南，则鼓励其多提疑问，通过辩论加深理解；对擅长文笔的唐珉君，便引导其将经史典故融入诗文创作。这种教学模式，正是船山书院“因材施教”理念的实践。
唐牧六授课时，尤其注重用历史典故阐释道理。他讲《论语》“仁”字时，会穿插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的典故；讲“礼”时，便讲述周公制礼作乐的故事，这些都源自他在船山书院听王闿运讲史时的积累。他还效仿书院的“每月诗会”，每月组织弟子以“历史人物”为题作文，优秀之作会誊写在“牧经堂文壁”上，这与船山书院“以文会友”的传统一脉相承。
1937年，唐牧六在战乱中病逝。临终前，他将珍藏的王闿运批注本《论语》传给弟子郭竺真，嘱托道：“船山书院的读书法，在于活学，我一生授徒，不过是学先生的皮毛罢了。”这句遗言，既是他对自己教育生涯的总结，也道出了船山书院对他一生产生的深远影响。
从新式学堂到乡间塾堂，这些教育先驱以船山为源，点亮了无数心灵的灯塔。他们的坚守，让船山的教育精神超越了一所书院的边界，化作照亮后世的文明之光，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