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洁
船山书院的深厚底蕴与东洲岛的灵秀山水，滋养出一批才情横溢的文艺大家。他们以笔墨为舟，将船山文脉、哲思与才情融入诗词书画，让这份精神财富在时光流转中愈发璀璨，既焕发新生，亦为船山精神晕染出温润光彩。
一、陈兆奎：诗文大家
陈兆奎（1879—1915），字完夫，号隐庵，湖南桂阳人，晚清重臣陈士杰之子，清光绪举人，官主事，后任部参议，著名经学家、文字学家和书法家。著有《隐庐文集》三卷，《隐庐诗集》三卷，由王闿运评，为民国刻本。另有著作《说文四考》《书林藻鉴》《书林纪事》《淮南子高注参证》《墨子臆铨》等数十种。
陈兆奎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早年与弟弟陈兆銮、陈兆璇一同求学于船山书院。兄弟三人皆擅诗文，各有侧重：兆奎长于七律与骈文，兆銮精于五古，兆璇则以乐府诗见长。一次王闿运讲授《楚辞》，让兄弟三人各拟一篇《离骚》今译，陈兆奎以骈体文译出，辞藻华丽而意境不失，被先生评为“得屈原之怨而不伤”，与弟弟们的译作一同收入《船山书院课艺》。
在文学方面，陈兆奎的才华尤为突出。书院每月举办的“湘绮诗会”上，他的作品几乎每次都被选为范本朗诵。某年暮春，王闿运以“东洲春色”为题命诸生作诗，陈兆奎构思片刻便提笔写下：
绿到洲头柳色匀，湘波映日暖生鳞。
书声破雾惊鸥鹭，花影涵窗动藻萍。
三代遗风存讲席，百年乔木接芳尘。
船山祠畔春如海，不负登临载酒人。
全诗既写尽东洲岛的春日胜景，又暗合书院传承文脉的使命，王闿运阅后挥笔批注：“经史词章皆有体段，后生中难得此气象。”
陈兆奎在书院期间撰写的《隐庐诗集》，堪称其在船山书院生活的“诗史”。其中《东洲杂咏二十首》，细致描绘了书院的日常：“斋前古柏宿寒鸦，晓汲湘江煮嫩芽”写清晨汲水烹茶的闲趣；“先生讲罢公羊学，闲与诸生话桑麻”记课后师生闲谈的场景；“夜读不知霜露重，一窗明月照《南华》”则勾勒出深夜苦读的画面。而另一本《隐庐文集》中的《船山书院藏书楼记》，详细记载了书院藏书楼的格局与典籍收藏情况，文中“架上牙签堆满屋，湘中经史聚东洲”一句，生动展现了书院的学术底蕴。
兄弟三人共同参与了书院的诗文结集工作，编辑的《东洲唱和集》收录了师生诗作三百余首，其中陈家兄弟的作品占四分之一。王闿运在为该集作序时特别提到：“桂阳陈氏三兄弟，以诗鸣于东洲，其才俊足继船山文脉。”
1915年，陈兆奎病逝于长沙，临终前嘱托家人将《隐庐诗集》中涉及船山书院的诗作单独辑录，赠予母校，见证一位文人与一座书院的深厚情缘。
二、胡元仪：朴学大师
胡元仪（1866—1906），字子威，湖南湘潭人，晚清著名朴学家，专攻诸子考据与古籍校勘，尤以《荀子》研究著称。朴学是指清代兴起的一种以考据为主要治学方法的学术流派，注重对经书古籍的文字、音韵、训诂、版本、校勘等方面的研究，强调“无征不信”，力求通过实证还原经典本义。
胡元仪15岁时负笈船山书院，受教于王闿运，后以《荀子集解补正》《校礼堂文集》等著作奠定学界地位，被梁启超推为“湘中朴学后劲”，成为船山学子中以考据治学彰显文脉传承的典范。
王闿运以“经学当重实证”的教学理念，对胡元仪产生了重大影响。王闿运讲授《尚书》时，曾就“九河”方位考辨征询诸生见解，多数人仅能复述注疏，胡元仪却起身历数《尔雅》《汉书》《水经注》中的七种说法，条理分明地辨析异同，末了还补充一句：“船山先生《书经稗疏》中曾疑‘九河’非实指，此说或可参证。”这番话让王闿运当众颔首：“此子治经，已得‘辨章学术’之门径。”
书院藏书楼的珍贵典籍成了胡元仪的良师。他借来明代抄本《说文解字》，逐字比对与通行本的差异，练就了辨识版本优劣的火眼金睛；研读王夫之《读通鉴论》时，他在页眉写下“论史当于字句求史识，考经当于异同见经义”，这行小字后来成了他毕生治学的座右铭。
离开书院后，胡元仪没有走科举仕途，而是在长沙城南书院主持校勘工作。他的治学始终遵循朴学“由文字通训诂，由训诂通义理”的路径，30岁完成的《校礼堂文集》中，《群经大旨考》一篇通过比对汉宋注疏的异同，清晰梳理出经学演变的脉络。朴学大师俞樾读后叹道：“湘中久无此等精审之作，后生可畏。”
真正让胡元仪跻身学界名家之列的，是他耗时十年完成的《荀子集解补正》。当时王先谦的《荀子集解》已被奉为权威，胡元仪却从船山书院借阅的明代世德堂刻本《荀子》入手，结合日本藏唐写本残卷，一字一句地校勘，共补出脱文二十余处，纠正训诂谬误三十余条，面世后即刻引起学界震动。有人评价他：“若无船山书院打下的版本功夫，断难有此创见。”
在该书序言中，胡元仪特意写道：
昔在船山书院，听壬秋（王闿运）师言“荀子重‘礼’，孟子重‘仁’，皆儒学支脉，不可偏废”，此语如灯，照我治荀之路。
这份不囿于门户之见的学术胸襟，正是船山精神的生动延续。
甲午战后，维新思潮勃兴，有人讥讽朴学是“故纸堆里的学问”，胡元仪却在《国语校注》的自序中反驳：“考据非无用，如治史不明典章制度，论政必成空谈；解经不辨文字本义，讲道终是妄言。”他在校注中对“封建”与“郡县”制度演变的考证，看似是纯学术研究，实则暗合当时关于制度变革的讨论，恰是对船山“经世致用”思想的践行。
1906年深秋，胡元仪病逝于校书案前，年仅40岁。案头摊开的《荀子》校本上，还留着他未写完的批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及他“治《荀子》最精”。
如今船山书院前湘水依旧东流，往来游人或许不知，曾有位少年在此晨读暮思，将书院的治学精神融入血脉，终以一生践行“一字之证，必溯其源”的朴学之道。
三、马宗霍：霋岳楼主
马宗霍（1897—1976），字承堃，号霋岳楼主，衡阳县集兵滩（今集兵镇）人，近现代著名文字学家、书法家、书法评论家。曾历任暨南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上海中国公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等校教授、院长、教务长等职。1958年后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书局高级编审，参与国务院古籍整理工作，主持廿四史点校工作。
1910年，13岁的他考入船山书院。当时的船山书院，藏书楼“墨香阁”珍藏着从秦汉至明清的书法碑帖数千种，其中不乏《曹全碑》《九成宫醴泉铭》等名家碑刻的早期拓本，这让初入学的马宗霍如入宝库，几乎把所有课余时间都投入到书法研习中。有次为了临摹王羲之《兰亭序》的“之”字变化，他连续一周专注于此，废稿堆满了桌角，最终领悟到“同字异写，贵在自然呼应”的妙处。
书院的书法先生谢梅奴（衡州著名书法家）看出了他的天赋与勤勉，对其格外悉心指导。在先生的点拨下，马宗霍的隶书作品融入了《张迁碑》的古朴与《石门颂》的舒展，楷书则兼具颜体的厚重与欧体的险峻。1912年书院举办的“东洲书法赛”上，他以一副篆书《船山先生语》斩获头名，评委评其：“结体严谨，笔力沉雄，少年有此功底，实属难得。”
在他的《船山书院临帖札记》中，详细记载了对不同碑帖的见解：评《祭侄文稿》“悲愤之气溢于笔端，墨法枯润交替如泣如诉”；论《寒食帖》“笔势连绵，似有不可遏制的豪情”。这些随手写下的感悟，后来成为他研究书法史的重要素材。他还常与同窗交流书法心得，曾与颜楷探讨“碑学与帖学的融合”，两人争论数日，最终达成“碑取其骨，帖取其韵，方能兼美”的共识，这段讨论被他记入札记，成为《书林藻鉴》中“碑帖合流论”的雏形。
离开船山书院后，他遍访各地碑刻，深入探究书法演变脉络，其代表作《书林藻鉴》《书林纪事》，系统梳理了历代书法家的生平与艺术特色，其中对晚清书法流派的分析，便多次引用在船山书院接触到的碑帖拓本与师长见解。他在《书林藻鉴》序言中写道：
余之治书法史，始于东洲书院之临池，那些晨夕与碑帖相伴的时光，是我学术生涯的最初启蒙。
1925年，船山中学校长雷铸寰聘请马宗霍重返这片求学之地任教。彼时他已声名远播，面对熟悉的书院景致，求学记忆涌上心头，决意将毕生书法与学术心得传给后辈。课堂上，他以深厚学养解析历代书体演变，从秦篆古朴到唐楷严整，再到宋行意趣，皆深入浅出、鞭辟入里；不仅要求临摹碑帖，更引导学生领悟其中文化精神与时代、心境的关联。课余时，他常驻足碑林、藏书阁，与学子共赏碑帖、答疑解惑，以亲身经历激励后辈精进。
晚年的马宗霍仍珍藏着在船山书院使用过的砚台，砚底“书为心画”四字虽已磨蚀，却见证着一位学者与书院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书法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