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洁
四、吕翼文：文字学家
吕翼文，四川华阳人，四川近现代史上的一位名儒，曾任北江书院山长、广安紫金精舍、重庆经学书院主讲，著有《说文释例》《说言语理董》《王氏礼笺疏》等。
在船山书院的学子中，他因跨地域追寻师迹而显得尤为特别。早年，吕翼文在四川尊经书院曾师从王闿运，1891年，听闻王闿运执掌船山书院的消息，他毅然跋涉数千里奔赴衡州，成为船山书院的一员。抵达东洲岛时，正值暮春，书院内的紫藤萝开得正盛，他在拜师帖中写道：“先生之学，如蜀道之灯，引吾辈渡川而来；船山之院，似湘江之舟，可载经义至远方。”这番赤诚之语，让王闿运颇为动容。
在书院期间，吕翼文常与同窗在东洲岛的古樟浓荫下切磋经义。他尤精《说文解字》，每次探讨都能从字形演变追溯词义源流，同窗们戏称他：“手中有《说文》，口中皆故训。”一次，众人争论“道”字的本义，他从甲骨文“行”中加“首”的构形说起，结合王船山《说文广义》中的见解，提出“道者，人所行之路，引申为万物运行之理”，其论证之缜密，令在场者叹服。
他协助书院整理古籍时，展现出过人的考据功底。当时书院从民间征集到一批宋元明时期的经部残本，其中《说文解字系传》的虫蛀处影响辨识，吕翼文逐字比对《玉篇》《广韵》等典籍，耗时三月完成补订，还在书后附《校勘札记》一卷，详述补订依据，后被纳入《船山书院丛书》。他还将自己在文字学上的见解融入整理工作，如在标注《诗经·小雅》中的生僻字时，首创“形、音、义”三维注释法，既注字形演变，又标古今读音，再释语境含义，这套方法被书院用于后续的教材编纂。
受船山书院“通经致用”学风的熏陶，吕翼文离开书院后并未止步于古籍整理。他回到四川后创办《朴学报》，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刊发大量文字学与经学研究文章。其代表作《说文释例》中，多处可见船山书院研习的印记：如对“六书”中“转注”的阐释，便借鉴了在书院与同窗辩论时提出的“义近相受，声近相转”观点；对“假借”的分析，则引用了王闿运在船山讲堂上“依声托事，不必拘于本字”的论述。
此外，吕翼文还将船山书院的古籍整理经验带回蜀地，主持修复了成都文殊院藏的《说文解字》宋刻本，其修复手法与他在船山书院习得的“补纸入缝、染纸接边”技艺一脉相承。晚年他在给船山书院学弟的信中写道：东洲三载，如沐春风，吾之治文字学，根在彼处矣。
寥寥数语，道尽与船山书院的学术情缘。
五、周逸：湘报先驱
周逸（1876—1969），字子安，湖南湘潭人，近代著名学者、报人。生于书香世家，1895年考入船山书院，师从王闿运研习经史，后涉足新闻出版领域，历任《湘报》编辑、《北方民报》副刊主编等职，晚年专注于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著有《子安文集》《古籍版本考辨》等作品，是20世纪初湖南学界与报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在船山书院求学时，他就牵头创办《东洲学报》，确立“经史为主，兼收时务”的选稿原则：经史类侧重收录同窗对《船山遗书》的研读札记，如刘揆一的《读〈黄书〉札记》、梁镇中的《〈读通鉴论〉发微》；时务类则刊载探讨西学、时政的短文，他自己撰写的《论湘粤铁路之利》便因数据翔实、见解独到被列为创刊号首篇。为保证刊物质量，他常带着稿件到“船山祠”旁的回廊与作者逐字推敲，一次与雷飞鹏争论“西学是否有碍中学”，从午后辩至日暮，最终将双方观点并置刊发，展现出兼容并蓄的编辑理念。这种办刊思路，后来在他主持《北方民报》副刊时得到延续，既保留传统学术专栏，又开设“新思潮札记”，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当时书院从各地征集到大量明清刻本，其中不乏王船山著作的早期版本，周逸参与了这批典籍的分类、校勘与编目。他独创“四部分类补注法”：在传统经史子集分类基础上，对每部书添加“版本源流”“内容提要”“藏本异文”三则注释，仅《船山先生诗集》一书，他便比对了5种不同刻本，在札记中详述“庚寅本与癸巳本的字句差异”。为方便查阅，他还手绘了《藏书楼书目索引图》，按书籍类别标注书架位置，这张索引图后来被制成木刻版悬挂于藏书楼入口，沿用至民国初年。这段经历让他对古籍版本学产生浓厚兴趣，晚年撰写的《古籍版本考辨》中，不少案例都源自船山书院的整理实践。
1902年，他受聘为《湘报》编辑，将船山书院“经世致用”的理念融入报刊采编，开设“时务评析”专栏，针砭时弊，影响甚广。1915年，他北上担任《北方民报》副刊主编，期间开设“船山思想专栏”，连载对《读通鉴论》的现代解读，让王船山思想在北方知识界得到更广泛传播。抗日战争期间，他避居后方，潜心整理古籍，完成《东洲书院藏善本目录》，书中特意保留了当年在船山书院亲手撰写的补注文字，为后世研究提供了珍贵素材。
1960年，84岁高龄的周逸接受采访时仍清晰记得：在船山书院编《东洲学报》时，每篇稿子都要过三道手：先查经史依据，再核时务关联，最后润色文笔——这种严谨，是书院教给我的终身功课。
周逸一生著述颇丰，涵盖经史研究、版本目录学、新闻评论等多个领域，其《子安文集》中《船山书院藏书考》《〈东洲学报〉编纂记》两篇文章，成为研究晚清书院文化的珍贵史料，也见证着他与船山书院跨越近一个世纪的学术情缘。
六、周大荒：小说大家
周大荒（1886—1951），字绍畲，号大荒，湖南祁东人，近代著名通俗小说家。早年接受传统儒学教育，后涉足军政与文教领域，曾担任东北军少帅张学良的幕僚，参与过《盛京时报》的编辑工作，晚年专注于文学创作，以章回体小说《反三国演义》闻名于世，其作品因颠覆传统叙事、重塑三国英雄形象而广受关注。
就读于船山书院时，周大荒便已显露出过人的文学创作天赋。课余时间喜欢撰写小说片段，有时是模仿《聊斋志异》的志怪故事，有时是改编《史记》中的英雄传奇，字里行间透着一股不羁的想象力。同窗们常围坐在他身边，催促他讲述新构思的情节，他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连书院的杂役都会悄悄驻足旁听。
在书院图书馆里，他不仅通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通俗小说，还涉猎《昭明文选》《全唐诗》等典籍，甚至对《孙子兵法》《资治通鉴》中的战争谋略、历史典故也烂熟于心。他尤其痴迷于三国故事，常对着《三国志》与《三国演义》逐页比对，在笔记本上批注“史载与演义之异”，这种对历史细节的较真，后来成为《反三国演义》的鲜明特色。
一次，书院里发生了一件趣事：两位同窗为争论“诸葛亮与周瑜谁更胜一筹”，竟在讲堂上模拟赤壁之战排兵布阵，最终闹到王闿运面前。周大荒据此创作了一篇短篇小说《东洲论兵》，将同窗比作三国将领，以诙谐笔法描写他们的辩论与“推演”，文中“书生纸上谈兵，亦有风云气”的句子在同学间广为流传，连王闿运看后都笑着点评：此子善将日常化奇，可成小说大家。
在书院的作文课上，他也常突破常规。一次命题《论忠义》，其他同学都引经据典阐述道理，他却写了一篇虚构的三国故事，借关羽败走麦城的新解表达见解，虽被先生批“离题稍远”，却在学生中传阅甚广。这种“以故事言志”的笔法，为他后来创作《反三国演义》中“重塑英雄命运”的叙事方式埋下伏笔。
离开船山书院后，周大荒的人生阅历不断丰富，但书院的文学积累始终滋养着他的创作。1924年，他开始动笔撰写《反三国演义》，书中对三国战事的精妙推演、对人物性格的细腻刻画，不少灵感都源自当年在书院研读典籍的心得；而那种“以通俗笔触写宏大叙事”的风格，更是与在书院创作《东洲论兵》时的尝试一脉相承。他在自序中写道：东洲数载，读史论世，始知三国故事可另辟蹊径，此念深藏于心，终成此篇。
1951年，周大荒在长沙病逝，其手稿中仍保留着当年在船山书院写下的三国人物小传，这些泛黄的纸页，见证着一位小说大家与一座书院跨越半生的文学羁绊。
七、管锄非：画梅大师
管锄非（1911—1995），字枕嶷，号梦虞，湖南祁东人，近现代中国极具影响力的书画家，以画梅著称，与李可染并称“南管北李”，其画梅被誉为“梅魂”。1926年，15岁的他考入船山中学，这座依江而建的校园，不仅是他知识启蒙的场所，更成为他绘画生涯的重要起点。
彼时的船山中学，延续了船山书院对艺文教育的重视，设有专门的美术教室，还聘有擅长山水花卉的周老师任教。管锄非入学不久，便被教室墙上悬挂的《东洲八景图》吸引，常常课后驻足观摩，偷偷用铅笔在草稿本上临摹。周老师见其对线条与光影有着天生的敏感，便主动提出课后辅导，并将自己珍藏的王冕《墨梅图》拓本借给他，叮嘱道：“画梅先学其骨，再得其神，枝干如铁，花瓣似雪，方能见其气节。”
东洲岛上遍植梅树，每到隆冬，疏影横斜，暗香浮动，他就带着画板坐在梅树下，从花苞初绽画到落英缤纷，于是笔下的梅花渐渐有了意趣，枝干虬曲如苍龙探海，花瓣以淡墨点染，留白处似有寒风掠过。
除了梅花，湘江的帆影、古樟的虬枝、书院的飞檐，都成了管锄非写生的题材。他的速写本上，不仅有东洲岛的四季风光，还有同学晨读的身影、老师授课的侧影，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画面，锻炼了他对动态与细节的捕捉能力。
周老师见他进步神速，便引导他研读王夫之的著作，说：“船山先生论画，主张‘墨气所射，四表无穷’，你画梅，也要画出这种天地正气。”这番话让管锄非领悟到，绘画不仅是技巧的展现，更是精神的寄托，此后他画梅时，总想着要画出船山先生笔下“孤梅挺秀”的气节。
在船山中学的三年，管锄非的绘画技艺日渐成熟，作品多次在学校及衡州府的美术比赛中获奖。离开学校后，虽历经战乱与坎坷，却始终没有放下画笔，画梅的技艺愈发精湛，形成了“以书入画，骨力洞达”的独特风格。晚年他在《梦虞画语》中回忆：东洲的梅，是我画梅的初心，那里的雪，那里的风，都藏在我后来的每一笔里。
1995年，管锄非临终前，特意嘱咐家人将自己早年在船山中学写生的《东洲梅影》捐赠给母校，这幅承载着少年心事与艺术初心的画作，见证着一位艺术大师与一座校园的深厚情缘。
无论是笔走龙蛇的书法，还是寄情山水的画作，亦或是叩击时代的文辞，这些文艺翘楚以匠心守护文脉，让船山的灵气与风骨跨越时空，在笔墨间永恒闪耀。这份闪耀，恰是船山精神在文艺长河中最动人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