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霖
在东晋门阀政治的激流中，罗含的仕途，宛如一叶既随波而行又自有航向的扁舟。《晋书·罗含列传》记载罗含深涉宦海四十年，从地方佐吏至中枢重臣，其历程不仅是个人的升迁录，更是一部在权力夹缝中守护原则、以智慧定义风骨的精神史诗。
一、仕途脉络：由地方入中枢的清晰轨迹
罗含仕途始于州郡。初受州将杨羡之邀，出任州主簿，掌管文书，展现独立人格。随后凭借才干升任江夏郡从事，负责监察与协理政务。
其仕途关键转折在于进入权臣桓温军政核心，先后担任征西参军、荆州别驾等核心幕僚，负责参谋军务、处理州府机要。
此后，他外放担任宜都太守等地方长官，总管一郡行政、司法与民生，并擢入中枢，历任郎中令、正员郎、散骑常侍、侍中，作为皇帝近侍参与国家谋议。晚年官至廷尉（最高司法长官）与长沙相（封国最高行政长官），达到仕途顶点，最终以“加中散大夫，门施行马”的尊荣致仕。其职务演变清晰展现了从地方佐吏到权臣智囊，再到国家重臣的晋升路径。
二、权臣之间：智慧斡旋与道义持守
罗含的政治智慧，在周旋于两大权臣——桓温与谢尚之间时，展现出璀璨光芒。桓温誉罗含为“江左之秀”，对罗含有知遇、重用之恩，谢尚称赞罗含为“湘中琳琅”，与罗含“方外之好”。罗含深陷桓温与谢尚的政争困局：当桓温命他前往检劾谢尚时，忠诚、友情与道义三者激烈冲突。
罗含的应对展现了高超的政治艺术与勇气。他至江夏后，与谢尚“累日酣饮”而不问政事。面对桓温质问，他巧妙反问桓温对谢尚的评价。在桓温答以“胜我也”后，罗含立刻以“岂有胜公而行非邪”为逻辑盾牌，申明自己“一无所问”的合理性。此举既未执行可能不公的命令，保全了与谢尚的友谊，又以巧妙的言辞化解了桓温的怒气，最终令其称奇而不加责备，完美守护了道义与情谊。
三、经世之务：协理国策与为政以德
罗含不仅是智慧的幕僚，更是务实的干臣。东晋兴宁二年（364年），权臣桓温主导推行“庚戌土断”，旨在整顿侨置郡县、清理户籍以富国强兵。作为桓温所倚重的核心智囊，罗含虽无直接参与的确证，但以其一贯务实、强调整顿吏治与财政的政治主张，可以合理推断他对此重大国策持协同与支持态度。这体现了他超越清谈、致力于制度建设的经世之怀。
在地方治理中，其清简务实的作风一以贯之。任宜都太守，他“布衣蔬食，晏如也”，以身作则，化民本思想为澹泊践履。后世评价其镇守襄阳、任职长沙皆“爱军恤民，清慎廉洁”，这八字正是其民本思想的生动写照。
他也承担重要的军政使命。太和四年（369年）桓温北伐，年逾古稀的罗含作为侍中，奉旨携牛酒赴山阳前线犒军。此职既显朝廷倚重，亦含协调监督之责，他以文臣之身深入戎马，展现了老成持重的国臣风范。
四、不朽回响：历史定评与风骨传承
罗含的完整形象，在历史的镜鉴中愈发清晰。宋代大儒魏了翁在《江陵州丛兰精舍记》中由衷赞叹道：“桓温气焰翕赫，公卿大臣皆卑躬屈膝……君章独结茅城西，布衣晏然。”满朝俯首的“卑躬屈膝”，与一人独处的“布衣晏然”，构成惊心动魄的对比。魏了翁断言，前者“朝荣暮槁，粪壤同腐”，而罗含这般“矫矫独立者，垂芳简牍”，其德如兰菊，历久弥香。
其仕途终点的荣典，也为这幅风骨画卷盖上了尊崇的印玺。致仕时，朝廷“加中散大夫，门施行马”。“中散大夫”乃崇高荣衔，“门施行马”是特许于府前设立拦马木架，为表彰元勋重臣的极高礼制。此不仅是对官阶的肯定，更是对其一生清节与功业的国家级礼赞。
另据康熙《耒阳县志》载，明代邑令沿袭旧制，于每年春秋祭祀孔子（丁祭）的次日，在县学宫专门祭祀罗含。这一特殊的祭祀安排，使其在地方文化传统中享有了近乎“从祀孔庙”的崇高地位，标志着其人格风范获得了超越时代的官方认可与不朽礼赞。
纵观罗含的仕途，他成功塑造了一种近乎理想的中国士大夫政治人格：既深入参与时代军政事务，又能以“城西茅屋”的姿态守护精神的绝对独立；既善以智慧周旋于复杂政局，又能以清简本色践行惠民理念。他的风骨，在于一种柔韧而坚定的“间性”智慧——在入世与出世、权力与原则、事功与修身之间，始终维持着富于张力的、崇高的平衡。
他的一生启示后人：真正的政治风骨，除了壮烈的对抗，也可以是一种清醒的“在场”却不“沉迷”，是于洪流中筑起一方永不湮没的精神沙洲。这方沙洲，便是其不朽的“江左之秀”气质中最动人的定力与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