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霖
若说罗含的政治风骨是宦海中的定盘星，那么他的文学与哲思便是穿越时空的璀璨星芒，照亮了中国文化的苍穹。据《隋书·经籍志》载，其文集三卷，虽多散佚，然仅存《湘中记》与《更生论》二篇，已足见其不朽：一者以清丽之笔为山水立传，开一代文风；一者以精深之思叩问永恒，奠湖湘哲思之基。他以“吞鸟”之兆启文心，以“兰菊”之德润篇章，在文与道的长河中开辟了独属于他的航道。
一、《湘中记》：山水灵韵的三重觉醒
东晋衣冠南渡，文化之脉随之南迁。生于湘水之滨的罗含，以一部《湘中记》，实现了中国山水书写的三重美学觉醒。这部被誉为“山水散文发轫之作”的奇书，虽于宋元后散佚，其魂魄却借《水经注》《艺文类聚》等典籍得以延续。
第一重觉醒：“审美之眼”的开启。罗含率先挣脱了地记“释名记事”的实用枷锁，以赤子之心凝望故乡山水。他笔下的湘水：“清照五六丈，下见底石如樗蒲，五色鲜明，白沙如霜雪，赤崖如朝霞”。此非记载，乃是沉醉——对色彩、光影与质感的纯粹咏叹。学者鲍远航谓之“最早以欣赏的眼光描写幽丽明秀的山水”，正是对其审美自觉的精准定评。
第二重觉醒：“诗化之笔”的挥洒。他将地理记述炼成金句，让山水自行吟唱。写衡山悬泉，“滴沥岩间，声泠泠如弦音”，以耳通目；绘崖壁溪流，“青崖若点黛，素湍如委练”，设色如画。其文字清丽空灵，已具五言诗韵律，无怪唐代徐铉将其与谢灵运、江淹等诗坛巨擘并提，激赏其“嘉言丽句”。
第三重觉醒：“志怪之趣”的融合。罗含深谙湘楚大地的神秘脉搏，笔下山水常与传说共生。石鼓鸣则兆兵革，金牛冈藏匿神迹。正如衡阳本土学者甘建华所言，其文“骈散结合，具有六朝山水游记神韵，亦以逸闻轶事入书，既像寓言，又似小说”（甘建华《东晋罗含〈湘中记〉中的衡岳湘水》）。这种虚实相生的笔法，为后世郦道元《水经注》的磅礴叙事埋下了伏笔。
二、《更生论》：哲思之花的初绽
与文学上的自觉交相辉映的，是罗含哲学上的孤独深潜。短短四百余字的《更生论》，被收入《弘明集》，以其体系之严整、思辨之精微，被尊为“湖湘哲学之原点”。
罗含以“更生”为核心，构建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宇宙生命体系。他洞察到“万物有数，而天地无穷”的有限与无限，提出万物必借“更生”以达永恒，否则“天地有终”。在精神与物质这一根本问题上，他提出“神之与质，自然之偶也”的偶合论，认为二者的离合便是生死之变。更可贵的是其辩证的慰藉：“世皆悲合之必离，而莫慰离之必合”，揭示聚散循环乃宇宙必然之势。
这篇奇文，既承《易经》“生生之谓易”之魂，又接庄子生死达观之思。他与名士孙盛那场著名的“更生之辩”，更是东晋思想星空下一次璀璨的撞击，证明了其思想在当时激起的波澜。
三、地理方志与博物考辨：经世之学的开创
罗含的笔锋，不仅流连于山水之美与玄思之妙，更展现出学者严谨的考据精神与开阔的博物视野。其《湘中记》堪称早期地理方志的典范，开创了融合文献、实地与观察的“经世之学”。
在重大地理与文化坐标的考订上，罗含贡献卓著。他首次将《史记》中“舜葬九疑”的宏大记载，坐实于“营道县”的具体山水之间，并记“山南有舜庙，前有石碑”，为后世追寻华夏文明圣迹提供了关键基石。尤为重要的是他对南岳衡山的系统记述与考证。在汉代郑玄注《周礼》仅言“湘南之衡山”的背景下，罗含以其深厚的湘地知识，在《湘中记》中明确指出“衡山，朱陵之灵台，太虚之宝洞，上承轸宿，铨德钧物，故名衡”。此说不仅明确了衡山作为南岳的独特地位，更从星野、德性的文化高度赋予其内涵，其“衡山有悬泉滴沥岩间”等生动描写，也成为后世认知衡山地理风貌的经典源头。
罗含开创性地记载了“禹碑”（又称岣嵝碑）的传说。他写道：“岣嵝山有玉牒，禹按其文以治水，上有禹碑。”这是中国文献中关于这座神秘古碑最早的明确记载。罗含的记载，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关于大禹治水与华夏文明记忆的千古谜题，引发了韩愈、朱熹等历代学者的千年寻访与争论，其碑文中77个“形似蝌蚪”的神秘文字，至今仍被视作未解之谜。这一记录本身，便彰显了罗含在整合地理信息与古老传说方面，具有超越时代的敏锐性。
其学术目光也触及了自然界的奥秘。书中关于“石燕”遇风雨则飞的记载，堪称古代博物学的闪光一页。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傅强教授认为，“石燕”实为腕足动物化石，这一观察被视为中国古代文献中对化石现象的最早记录之一。这并非志怪猎奇，而体现了罗含超越文学书斋，以实证精神观察并试图理解自然万物的学者本色。
罗含以其“江左之秀”的全面才德，完美诠释了魏晋风骨的精神内核。他并非以单一的文采或事功立世，而是将独立的政治人格、自觉的审美开创、精深的哲学思辨与严谨的学术考据熔于一炉，构建了一座贯通现实与精神、文学与思想的立体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