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霖
东晋名士罗含，以“江左之秀”与“湘中琳琅”之誉垂范千古。其后裔自耒阳发轫，历经千年播迁，枝繁叶茂，足迹遍及南北，构成一部流动的家族史诗，生动折射出湖湘文脉向外辐射并与各地文化深度融合的壮阔图景。
耒阳肇基：
七房开枝的源流图景
罗含家族的耒阳基业，始于其曾祖罗彦。据《晋书》及耒阳罗氏族谱记载，罗彦蜀汉建兴三年（225年）出任临海郡（今浙江台州一带）太守，致仕后始迁居耒阳，开创耒阳罗氏一脉。《舆地纪胜》卷五十五记载：“罗彦墓碑在耒阳县西南二十里。”
罗含共育有七子，分七大房，奠定了家族传承的稳固格局。长房处端开派耒阳马水，衍分清德堂，播迁衡南、安仁、江西、云南；二房处严居耒阳西湖塘，分湘琳、端介二堂；三房处正回迁高冲（今耒阳大和圩乡莲花村），立正直堂；四房贵衡居西湖塘，衍分十小房；五房贵春迁上架桥（今耒阳三都镇上架）；六房贵传居马水，为世德堂；七房贵海迁神仙岭（今耒阳南阳镇界石），立兰菊堂。据耒阳市2024年人口统计，耒阳罗氏已近4.8万人，分居六街道二十四乡镇，为当地第六大姓，根深叶茂。
千年迁徙：
从湖湘到九州的播迁轨迹
耒阳罗氏的迁徙脉络清晰。罗含七子主要定居耒阳，至第三代始大规模外迁，长孙罗清迁古酃县（今衡阳珠晖区），开衡南湘东罗氏先声。此后迁徙如江河分流，绵延不绝。
早期迁徙（唐宋）以湖南境内及赣、浙、粤、鄂邻近地区为主，形成密集的湘东南聚居区。中后期扩散（元明清）范围扩至川、豫、滇、闽、陕、鲁等地，尤以清代“湖广填四川”为甚，“往川”记载最为集中。迁徙动因多元，或为仕宦、军职调动，或为主动拓垦，完整展现了传统社会人口流动的典型模式。
支派繁衍：
文化世家的地域生根
在播迁中，重要支派落地生根，彰显文化世家的生命力。
衡南小泉罗氏：南宋末年，三十二世孙顺隆自耒阳马水迁衡南宝盖，开派小泉，堂号清德。至今衍传六十二世，人口近六千，分居衡南、耒阳、衡东、安仁，远播云贵川。
云贵支系：见证清初移民潮。四十九世孙文品清初自衡南迁湘潭，再徙云南彝良，在滇东北衍派千四百余人；四十六世孙家彬乾隆年间自耒阳马水迁贵州水城，在黔西北开创新家园。
湘中支脉：如明代迁入湘潭的鼓磉洲罗氏，其学者罗典在谱序中自认“晋之君章裔”；湘西断桥罗氏明初自江西泰和迁邵阳，溯祖至罗含十四世孙罗崱，形成湘西重要支系。
江右交融：
文脉传承的典范
江西成为罗含后裔重要迁入地，形成文化交融的独特景观。
吉水山原罗氏：源自襄阳宜城。北宋景祐进士罗拯任吉州司理参军，爱庐陵风土而徙居。其五世孙罗棐恭（号不欺先生）为杨万里、胡铨推崇。家族再徙山原，科甲连绵，孕育出明代直臣罗大紘，其墓志铭明确记载“其先襄阳宜城人，晋之君章裔也”。
庐陵秀川罗氏：更为显赫。杨万里《罗氏万卷楼记》载：“罗氏，皆豫章别也。其在于晋，君章以文鸣……今庐陵之罗，其后也。”该支奉罗崱为开基祖，宋代涌现罗绋、罗椅、罗大经等文人，明代更出罗钦顺、罗洪先、罗伦等理学大家，完成“湘中琳琅”文脉与江右学术的深度融合。
文献记忆：
跨越千年的文化认同
历代文献持续强化罗含的文化象征意义，构建跨越朝代的精神认同。朱熹在吉水《罗氏谱序》中赞“前著琳琅于湘水，文章之统绪克承”；明代状元、理学家罗洪先在江西橙溪罗氏祠堂上梁文中说“惟橙溪之开宇，始兰谷之避嚣”（《四库全书·念庵文集》卷十八梁文），认为橙溪罗氏血脉、文脉始于罗含。清代名臣、湖南安化人罗绕典在谱序中盛赞罗含、罗从彦、罗点、罗伦等家族名流：“昌吾宗者，可谓盛矣！”无论徙居何地，各支系均通过谱牒、堂号、班辈诗等方式，保持着以罗含为精神原点的“诗书传家”之自觉。
结语：流动的文史长卷
罗含家族千年迁徙史，是一部微观的中国移民史与文化传播史。从晋代耒阳一隅，至明清遍及九州，其轨迹恰似文化涟漪，将“湘中琳琅”的文采、德行与思想基因播撒四方，形成“散而不离其宗，徙而不改其本”的独特现象。各地后裔的寻根与对话，不仅是血脉的追溯，更是对一支千年文脉的溯流与致敬。这部家族史诗昭示：中华文明的伟力，正在于其根系深植厚土，而枝叶却能通过无数家族的迁徙，伸向无垠的苍穹，在永恒的运动中，获得不朽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