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雁鸣
2015年“五一”前后，衡阳县文联借用县文物局办公楼一楼大厅举办“席贤璨王兴安王子多书画三老回乡作品展”，县文物局桂芝局长和刘斌书记陪同一男一女两位上了年纪的客人找到我，说这两位洪罗庙老乡想认识我，有些事情想跟我谈谈。
会议室里，从桂芝局长的介绍中了解到，这两位衡阳市的客人分别是易昌陶的孙子易钧苏和孙女刘小苹。刘斌书记指了指会议室墙上挂着的四幅国画条屏，说是他们爷爷易昌陶仅存的几件真迹。兄妹俩把唯一的珍藏捐赠给了文物局，一方面是为给爷爷的作品保存找个更稳妥的地方，另一方面是为了感谢文物局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拿出经费支持他们修复了爷爷的墓地。他们刚从洪罗庙过来，希望能帮助他们挖掘、整理和宣传爷爷的历史。
多年前，我采访衡阳县教师李伯陶时曾听说过易昌陶的名字。在那几年后，长篇青春励志小说《恰同学少年》面世，同名电影电视剧陆续推出，让更多读者和观众跨越时空，看到了1913年到1918年间的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杨开慧、向警予、陶斯咏这群青春少年，也看到了易昌陶、周世钊、王濬哲、邹蕴真这班毛润之的同窗好友，而易昌陶非主角却独特的人物形象更像是流星一般真实而绚烂地存在。可书末片后的人物介绍，把易昌陶写成衡山人，倒是有些遗憾。后来想想，兴许是原著作者依据易昌陶在湖南一师上学时填写的个人资料。
刘小苹给我送来了一本《易君咏畦追悼录》的复印件。易昌陶就是易咏畦、易永畦。
1915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与毛泽东过从甚密的易永畦同学因病去世了”（语见《毛泽东传》第一卷第二章“师范生”）。5月23日，在学校的大礼堂，学友会为易昌陶举办了一场盛大而隆重的追悼会，全校师生共送挽联挽诗256幅，后编成一本《易君咏畦追悼录》，其中收录毛泽东一首挽易咏畦的五言古风及一副挽联。
《毛泽东年谱》也有记载：1915年的5月23日，毛泽东为悼念湖南一师同班同学易昌陶书写挽联：“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6月25日，毛泽东写信给湘生，随信抄录了为哀悼亡友一师同班同学易昌陶而写的一首挽诗：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杀芳年友，悲叹有馀哀。
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感物念所欢，踯躅南城隈。
城隈草萋萋，涔泪侵双题。采采馀孤景，日落衡云西。
方期沆瀁游，零落匪所思。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
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
关山蹇骥足，飞飙拂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
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
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
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中共中央文献室《毛泽东传》将此诗定为“迄今发现的毛泽东留下手迹的最早诗作，它同《明耻篇》封面题词一起，表达了青年毛泽东对民族危艰的沉重忧虑，和以雪耻救亡为己任的学子抱负。”1915年5月，袁世凯政府表示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举国愤慨。一师学生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成《明耻篇》书册，毛泽东读后在书册封面写下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这就是《明耻篇》封面题词的由来。
睹物思人。一百多年前，从洪罗庙一个叫“熙亮”的山旮旯里走出的衡阳人来到长沙，跟一班原本素不相识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同窗共寝，橘子洲头爱晚亭下畅游攀谈欢笑呐喊，国难当头风云际会，他们激情澎湃壮志凌云，那是一段多么惊心动魄又多么刻骨铭心的日子。
蒋昭芒把他父亲蒋薛留下的资料和笔记作了整理，写下《易咏畦•琴绝如焚最伤情》一文并收录进《了不起的衡阳人》系列历史文化丛书。我曾经打电话向他求证《恰同学少年》小说和影视剧中的诸多细节。他认为易昌陶是1912年春天与同乡王濬哲从衡阳出发，一起游学长沙一起参加考试，一并录取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与毛泽东、周世钊、邹蕴真几个同班。
据《易君咏畦追悼录》中王濬哲所写《祭亡友易咏畦文》我们可以知道，1913年7月，本来身体瘦弱的易昌陶受到风寒，一时冷热相逼又加上发痧，导致气血下凝，肾脏肿得像陶瓷一样，脸孔浮肿肚子发胀。同学们找来各种药方制剂都没多大效果，病情一天天加重，大家劝他南下回家休养，并委托王濬哲跟随护送。在学校时易昌陶行走就已经很艰难了，从长沙坐火车到株洲，又从株洲下车转船，可因为江上风大浪高等了一整天没等到帆船，只好雇一条小船一路飘摇着南下，两个人缩在破烂的船舱里受尽凄风苦雨冷饿交加。
到了衡阳太梓码头，从洪罗庙赶来接他却在江边已足足等了两天的弟弟易昌骥抱着骨瘦如柴的哥哥号啕痛哭。
同学王濬哲在衡阳县熙亮村“益乐堂”陪着易昌陶住了两晚后回了长沙。易昌陶在家一边治疗一边自学一边创作，这一年的年底还写下了《益乐堂记》。一年后，1915年农历二月初五易昌陶在家中逝世，时年23岁。
熙亮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名叫东亮村。那次，易钧苏和刘小苹兄妹俩特地抽空同我一起回了一趟他们的老家。
堂屋门头上方“益乐堂”三个遒劲有力的楷书大字和屋顶上残存的装饰告诉我们这里曾经辉煌过。
易昌陶，字咏畦，1892年4月出生于“益乐堂”。曾祖父易多吉，祖父易莹兑，父亲易诗世。易家为西乡洪罗庙书香门第，代代品德高尚，均是文声显著。易昌陶受爷爷教导，几岁便通读四书五经，13岁离开“益乐堂”进入本县高等小学。课余时间，选抄十三经注疏及史记、诸子百家累计一百多册。他工于四体书法，绘画和篆刻也多有涉猎，尤其喜欢吟咏。著有《也可山房诗集》《集古录》《城南杂艺》若干卷，大量书稿曾收藏在“益乐堂”左边的厢房里。
离开“益乐堂”，我们又去了原十都五区太平桥，也就是现在的洪市镇金龙桥，一同拜谒祭扫了六斗村山上的易昌陶墓。县文物局立了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碑石，明确了保护范围。
站在墓地前，眺望山脚下蜿蜒而去的马路、开阔的田畴和远处飘荡着炊烟的屋舍，想象一百年前的那个五月里湖南一师的那场追悼会有多么隆重。
回了城里，再次翻开那本追悼录，里面有校长、主任、学监、教师甚至还有校医、杂务在内的教职工撰写的挽词，甚至包括衡阳同乡同学会以集体名义撰送的挽词挽联。同班同学周世钊、王濬哲、邹蕴真、万人标不但写了挽联还写了祭文，后来跟着毛泽东一同加入新民学会的湖南工农运动领袖、革命烈士陈昌和罗学瓒两人也撰写了挽词。青年毛泽东在《致湘生信》这封信中说：“同学易昌陶病死，君工书善文，与弟甚厚，死殊可惜。校中追悼，吾挽以诗，乞为斧正。”
追悼会召开之际，正值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二十一条”要求，民族危机深重。《易君咏畦追悼录》中的诗文不仅寄托哀思，更反映了当时青年学子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和救亡图存的远大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