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锋锋
“吹着自在的口哨，开着自编的玩笑……”
1993年夏末，十九岁的我攥着耒阳师范的毕业证，和同窗哼着当年风靡一时的歌，回到了阔别三年的母校——耒阳市新市镇中学。这所后来并入耒阳五中、早已消散在岁月长河里的乡村中学，是我教育生涯的第一站。三十三年光阴流转，我走过一所又一所校园，可老四合院里的种种过往——钟声、咸菜、油印试卷、宿舍夜谈，还有菜刀敲铁轨的趣事从未在记忆里褪色。一桩桩细碎往事，拼凑起我们那代人滚烫热烈的青春。
迎新大会上，校长的欢迎辞大多随风飘去，唯独那句“给你们每个人分一间单人宿舍”，让刚走出师范校门的我们瞬间炸开了锅。
兴冲冲跟着总务处老师走进老四合院，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楼梯爬上二楼，推开房门，一腔欢喜被兜头浇了盆冷水：地板下陷，踩上去咯吱摇晃，墙皮泛黄剥落，墙角蛛网密布，屋里只摆着一桌、一椅、一床。刚才还欢呼雀跃的我们一下子愣在原地。可少年人心性豁达，愣神片刻就缓过劲来：屋子虽是破了点，但这是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私密空间啊！
女老师们心思细，爱美，买来大白纸糊墙，用粉绸布把房间隔成起居区和办公区，半个下午就收拾得温馨妥帖。我们男老师就糙得多，旧报纸胡乱糊了发黑的墙，床往墙边一靠，办公桌往门口一摆，随性自在，倒也舒坦。
校长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们记了一辈子：“我最喜欢中师生了，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
这话绝非虚言。班主任工作是标配，任教科目全看学校缺口——缺数学教数学，缺语文教语文，最犯难的是英语。中师三年没开过英语课，可教学任务摆在那儿，我们只能硬着头皮上：头天晚上抱着教材啃透，第二天站上讲台现学现教，硬是把这门课扛了下来。
那时候教具匮乏，一台录音机传了一届又一届，按键失灵、磁带缠结是常事。我们放下教案就客串修理工，对着机器捣鼓半天。备课改作业常常熬到深夜，连翻书都得轻手轻脚——木地板隔音极差，一点动静楼下听着就像打雷，稍不注意扬起灰尘，还会打扰隔壁同事休息。
学校的司铃师傅偶尔请假，打铃的差事就落到了我们头上。
那时候没有电铃，全靠挂在四合院与教学楼连廊下的“钟”——一段废弃的火车铁轨，被岁月磨得锃亮，牢牢吊在廊檐下。一把铁锤，就是敲钟的工具。规矩我们烂熟于心：预备铃一下一下地敲，声线悠长，给孩子留足回教室的时间；上课铃两下连敲，节奏沉稳，催启课堂；下课铃三下连动，脆生生的，藏着孩子们的期待；放学或集会，就快速抡锤，铿锵的声响能飘遍校园每个角落。
铁锤常常在传递间不知所踪。有好几次眼看要打下课铃，铁锤还没找到，我们急得团团转，转身从就近老师屋里抓出一把菜刀，用刀背对着铁轨敲下去。那尖锐又带着慌乱的声响，至今想起来还让人忍俊不禁。
教书之外，最费心思的是寄宿生管理。
那时候条件差，几十个男生挤在教室改成的宿舍里，上下铺密密麻麻，熄灯后讲小话、打闹是常事。为了整治纪律，我想了个笨办法：趁有学生请假回家，熄灯后悄悄溜进宿舍，躺在空床上听他们聊天。第二天早自习，我把昨晚孩子们聊的内容连语气带腔调复述出来，底下几十双眼睛瞪得溜圆，齐声惊呼：“小班神了！”
为了抓躲在楼道角落随地小便的男生，我们搬梯子从楼顶维修孔爬上去，猫在屋檐上蹲守，活脱脱两个侦察兵。
还有一回，一个学生带了一葫芦咸菜——那是他整整一周的下饭菜，一返校就被偷吃了大半，红着眼圈来找我。我在班上讲了半天道理，可孩子们早订了攻守同盟。几个年轻老师一合计：这么咸的咸菜，偷吃了肯定要不停喝水！接下来半天，我们盯着教室后的水缸，果然抓到几个一下课就猛灌水的孩子。挨个谈心后，孩子们很快招了。我们没骂没罚，只让他们把自己的菜补还给同学，还给全班讲了寄宿生带菜的不易。
日子一晃到了九月底，人生里第一笔工资终于到手——两个半月，整整七百多块。攥着那叠厚厚的钞票，又赶上国庆长假，我们几个年轻人凑在一起，高兴得像过年。
大家趴在桌上一笔一笔地算：要给爸妈买点什么补身子，要给师范的恩师寄点家乡的特产，要给在外工作的同学捎点小礼物……算来算去，满纸都是别人，唯独没想着给自己留一点。可就算这样，我们还是乐得合不拢嘴——那是这辈子最踏实、最骄傲的一笔钱。
工资带来的热乎劲儿还没散，期中考试就来了，我们又多了个新身份——刻卷工。
一块钢板、一张蜡纸、一支铁尖笔，就是出试卷的全部家当。这是个实打实的技术活：握笔在垫着钢板的蜡纸上刻字，力气大了会划破蜡纸，印刷时漏油，试卷黑一大片；力气小了蜡层刻不透，印出来的字模糊不清。我们抱着蜡纸一遍遍向老教师请教，刻坏一张又一张，终于刻出工整清晰的试卷。油印环节更是笑料百出，油墨蹭得满脸满手，一个个活脱脱成了“黑旋风李逵”。
讲台上是老师，下了讲台，四合院里才是我们真实的样子。
学校食堂的大锅菜翻来覆去就那几样，吃腻了，我们这群年轻人便自发搭伙，凑钱买菜、轮流做饭。每到中午，四合院里飘满菜香，我们端着白米饭从走廊这头走到那头，东家夹一筷子菜，西家尝一口汤，热闹得像一大家子人。
早餐，我们常端着碗蹲在走廊喝粥啃馒头，时不时就有油粑粑、蛋糕之类的零食“从天而降”，恰好落进碗里。等我们回头，只看见拐角处跑开的小身影，还有一串银铃似的笑声。这帮孩子的感恩，从来都直白又滚烫。
课余也从不冷清。四合院西南角的工会活动室里有一张台球桌，没课的时候我们都爱前去打上两盘。有位副校长一度也迷上了台球，半夜三更还在练球，清脆的撞击声常把我们吵醒，我们也不恼，翻个身笑着骂两句，又接着睡。更多时候凑在一起打双升级扑克牌，输了的人要么脸上贴张白纸条，要么从长板凳底下钻过去，每次都惹得一院子人哄堂大笑。
要是谁评了先进、遇上喜事，我们就趁着月色在院子里摆上小桌，买上瓜子、嗦螺，提几瓶冰镇啤酒，学着古人举杯，扯着嗓子背唐诗宋词，硬要凑一回文人的风雅。校长也开明，常常拎着杯子过来凑热闹，末了总会叮嘱：“别喝多了，早点休息，明天还有课。”那语气，像极了操心孩子的老父亲。
三十三年倏忽而过。那座四合院早已不在，那段铁轨钟也不知去向。可那些零碎的片段——钟声、咸菜、菜刀、油印、半夜台球的脆响——每当夜深人静，总会涌上心头，清晰得像昨天。一下是预备，两下是上课，三下是下课，那是我教育人生的起点，也是一群中师生最滚烫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