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平
提起笔来，还没落下一个字，泪珠已滚过脸颊。它是烫的，带着我的体温。此刻，我的心也是烫的。
夏天楼顶的风是热的。我坐在桌前，左手捏着常宁作协李世平老师寄来的会员证，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心情久久难平。索性摊开纸笔，用文字，把半生走一遍。
1996年三四月间，正是莺飞草长的季节。一个十五岁的乡村少年，用一根扁担挑着两只箩筐，一头是书本，一头是被褥，正吃力地往家赶。是的，我退学了。因为穷，因为再也撑不下去，我离开了心爱的校园。距离中考，不过几个月。
报考费一百二十块，压了我整整三十三年。
那时家里实在太穷。上学期的学费，直到快放寒假才分几次勉强交清。当班主任贺礼文老师在班上宣布，没交报考费的同学不能参加中考时，我的天塌了。我不想再看见父亲因为没钱而沉默不语的脸，也不想再看见母亲低头求人借钱时弓下去的背。我决定，退学，打工去。
趁老师不注意，我把书本悄悄转移到宿舍；又趁宿舍人少，在好友贺家荣的帮助下，从学校后方围墙的缺口处把担子挑出去，抄小路逃回了家。那天夕阳很美，可少年的心是乱的。一进门，父亲只看了我一眼，便什么都明白了。他长长叹了一口气，转身下地。母亲站在一旁，默默抹泪。
时至今日我依旧感慨，父母勤勤恳恳半辈子，却凑不出一百二十块的报考费。那种窘迫，像钉子一样钉在心底，经年不朽。
从小学到初中，我的成绩一直不算差。贺礼文老师刚接手我们班时，便看出我在语文上有点悟性，特意找我谈心，说了许多鼓励的话。我格外爱听他讲课，如今回想，总觉得他上课每句话都像是单独说给我听的。也是从那时起，一颗热爱文学的种子，悄悄在心底扎了根。
退学后的第三天，恰逢周六。贺礼文老师、教导主任陈首印，连同几位任课老师专程来家里家访，苦口婆心劝我回学校。那时考上中专还能分配工作，对农村孩子来说，是一条很体面的出路。我看着老师们满眼的期许，又扭头望了望那间借来住的、四处漏雨的土砖老屋，最终还是咬死了那句话——不读了。多年过去，这份对师恩的辜负，依旧是我心里最深的愧疚。
我决定去打工。二叔清明回乡，把我带去了珠海，做建筑木工，一天十七块钱。我穿着父亲的中山装，怀揣借来的七十元钱，苦自不必说，十五岁的少年顶着南方三十七八摄氏度的烈日做小工，背七八十斤重的木板。背上晒脱了皮，手一抹，黑红的老皮掉下一大片，露出淡红的新肉。汗水一钻进去，疼得钻心。但我顾不上疼，脑子里还在转着白天从《读者》上读到的那句话：“把身体的苦和精神的乐强行扭在一起，张力就出来了。”我从没叫过苦。和我同来的堂兄比我大一岁，干没几天就扛不住回了老家。我想，人活着就是来吃苦的。能吃饱饭，能挣到钱，就是天大的快乐——更何况，还有一桩更大的乐事等着我。
工友里有个爱看书的，存了一木箱杂志，《江门文艺》《佛山文艺》《廉江文艺》，还有《读者文摘》，里面居然还有沈从文的《边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一大箱上百本，他得知我爱读书后，大方得很，直接把钥匙给了我，说随时可以翻阅。对于一个捡到纸片都要看几眼的我来说，那简直是一座宝藏。每天收工后，我就一本一本地啃，那是艰苦日子里最快活的时光。
痛苦伴随着快乐，日子一天天过去。月底发工资，五百二十七元。我让二叔寄了五百元回家，自己花八块买了件红T恤，又用四毛钱奖励了自己一瓶汽水。那天，是我这辈子最得意的一天。
很多年后，当我坐在楼顶，捏着绿色的作协会员证时，我又想起了那个珠海的晚上。那瓶四毛钱的汽水，气泡早就散了，可那股甜味，居然在嘴里留了三十三年，一点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