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斌
周六傍晚，我途经封开人民广场，恰遇一场露天电影。广场上人来人往，影子被霓虹拉得忽长忽短，唯独那方白色幕布前，人影寥寥。我驻足凝望，光影在幕布上明明灭灭，一缕思绪竟顺着那束光，瞬间被拉回到三十多年前的故乡。
那时村里尚未通电，乡间热闹的祁东渔鼓也还未盛行，一场露天电影，便是乡村最奢侈的消遣。放映员极为稀罕，几个村子才有一位，且放映一晚价格不菲。唯有村中长者寿终正寝，后辈儿女才会郑重其事地请来放映员，一来感念长辈一生勤恳，二来也是以这种最淳朴的方式尽孝。有时放映员排期太紧，村里便得派几个青壮年，扛着扁担走十来里路去邻村请，天黑了才把人领回来。我那时还小，去不了，便坐在村口等。
乡下的放映场地比较简陋，多半选在村头那方开阔的晒谷场上。一方素白的大银幕，四个角用粗麻绳一扯，紧紧缚在场地边上的两棵老树腰间。若没有树，便临时挖坑立杆，用石头砸实。晚风吹过，银幕便轻轻鼓起来，又缓缓塌下去，像一面会呼吸的帆。
晚饭后，乡亲们七手八脚地把放映机和柴油发电机抬过来。放映机稳稳落在八仙桌正中，像一头蓄势待发的铁兽。放映员将发电机绳一拽——“突突突”地吼起来，一束雪亮的光柱猛地刺出去，沉沉夜幕被撕开一道白口子。顷刻间，寻光的飞蛾扑涌而来，在光柱里翻飞，把整个夜晚搅得忽明忽暗。
那时，每晚顶多放一两部片子。胶片齐整整码在墨绿色的铁皮影箱里，铜搭扣一按，“咔嗒”合得紧紧的。掀开箱盖，一股樟脑丸混着机油的气息扑面而来，闻着就叫人心头发痒。乡间能看到的片子数得过来，翻来覆去就是《闪闪的红星》《南征北战》《少林寺》那几部。纵然剧情耳熟能详，台词倒背如流，可只要幕布一亮，大家照样看得眼睛发直，连孩子都不闹了。
若是听说邻村准备放电影，消息就会传得比风还快。到了放映那晚，太阳刚下山，家家户户的烟囱早早歇了火。田埂上霎时热闹起来，大大小小的手电筒光柱在夜色里一晃一晃，像散落在田间的点点萤火。老人们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腰后吊杆旱烟袋，走一步晃一下；年轻姑娘和媳妇们则翻出压在箱底的新衣裳，临出门还匀匀地抹一层雪花膏。晚风迎面拂来，脂粉的甜香和晒谷坪上干爽的稻草气息搅在一处，那味道钻进鼻子里，连脚步都轻快了几分。
银幕前头最好的位置，自然留给本村人。他们从自家搬来长条凳，一家挨一家地坐着。外村来的人就自觉多了，远远站在后头空地上，也不争，也不挤，光是仰着头等。场地边上，草垛顶上趴着孩子，老树桠上也骑着孩子，一个个伸长了脖子，像一窝探头探脑的麻雀。
我们村常请的放映员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姓陈，大伙都叫他老陈。他有一双特别稳的手，装胶片时拇指和食指捏着片卷边缘，像捏着一片薄冰，轻拿轻放，从不出错。每次换盘的空当，他总要点一支烟，烟雾缭绕中眯着眼看银幕，仿佛那些看了无数遍的画面仍然叫他着迷。晒谷坪上闹哄哄的，笑声、喊声、板凳拖地的吱呀声，搅成一片。底下的长辈时不时抬头吼一句“坐稳当点！”——吼完又接着聊自己的。旱烟袋磕在鞋底上的脆响，混着孩子们嘴角的口水味，把那个夜晚填得满满当当。
等老陈把机器摆弄妥当，那束白光“唰”地一亮，满场的喧腾便像被一只手轻轻按住了。电流的“滋滋”声从喇叭里淌出来，细碎又熟悉，像某种仪式前的静默铃。片头一跳出来，所有人的眼睛便齐刷刷粘了上去。那一瞬间，所有赶路的疲惫、白日的操劳，都像被那束光吸走了，只留下晒谷坪上黑压压的人影，和整个村子屏住的呼吸。
看到精彩的打斗场面，暗处的孩子悄悄比画招式。一本胶片快到尾声，银幕右上角冒出几个白点，声音拖出长腔——片子到头了。老陈拧亮小灯，松螺丝，卸空盘，换上新盘，一套动作如行云流水般顺滑。待马达重新转动，光柱一亮，画面续上，人群的声音又沉下去。偶尔放映机卡壳，银幕只剩一片白光，人群中便响起善意的哄笑。不一会儿，光影继续流淌，岁月也仿佛在那一刻变得宽容而缓慢。
观影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当片尾字幕伴着激昂的乐曲缓缓升起时，小灯亮起，那束刺破黑夜的光柱骤然熄灭，原本沸腾的晒谷场像是被抽走了魂魄，瞬间跌入一片寂静。孩子们从草垛上、树桠间滑溜下来，嘴里还在叽叽喳喳地争论着刚才的招式；老人们则不慌不忙地磕净烟斗里的残灰，将烟杆往腰间一别，借着微弱的月光，三三两两地往回走。方才还弥漫着脂粉香与烟草味的夜风，此刻只剩下一丝干草的微凉。
但也不是每场电影都散得这样热闹。有一年冬天，邻村放电影，母亲带我同去。那时我才五六岁，小到记不清那晚放的什么片子。
出门前，母亲从木箱底翻出一条驼色的新围巾——那是她大半个月在煤油灯下熬出来的，一针一线，熬红了眼，熬弯了腰。她帮我套在脖子上，绕了一圈，打了个活结，手指在我下巴上停了一停，说：“困了就睡，妈叫你。”
那晚银幕上打得热闹，拳脚声噼里啪啦响成一片。我坐在母亲身前，被她从背后拢着，下巴缩在围巾里，驼色的毛线蹭着脸颊，尽是新鲜棉线特有的、带点涩的暖。不久，我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在那束光的边缘，在母亲臂弯里，在半懂不懂的打斗声里，睡得很沉。
醒来时电影已经散了。晒谷场上空荡荡的，只剩那面幕布还在风里一鼓一鼓地喘气。人声早退去了，手电筒的光也没了。我下意识摸向脖子，围巾不在。我仰头看母亲，她正打开手电筒，弯着腰在地上寻找。
我张了张嘴，没喊她，心里充满内疚和懊悔，脖子里空落落的，夜风从领口灌进去，凉意顺脊背一路爬下去。手电筒的光柱贴着地面扫来扫去，草屑和影子搅在一起。末了她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泥，说了句：“算了，天亮了再来找。”
那晚她牵着我的手往回走，一路无话，却握得很紧。夜风从脖子四周灌进来，我缩着肩，她也不说话，只是把我的手攥得更紧了一些。后来，她再没提起过那条围巾。她不是忘了，是怕一提起来，我就想起那夜的冷，想起脖子上空落落的那一阵风。她宁可那条围巾永远丢在冬夜里，也不愿我为此多难过一次。
夜风一吹，我回过神来。眼前是霓虹闪烁的广场，幕布又大又平整。什么都是新的，什么都是亮的，可我心里头空落落的。银幕上光影还在跳动，恍惚间，我仿佛又看见那个冬夜的晒谷场——手电筒的光贴着地面一寸一寸地扫，母亲弓着背，草屑和影子在她脚边搅成一团。那条围巾终究没有找回来，可多年后想起来，那束扫过地面的、微弱的、颤颤的光，竟比任何一束放映机打出的光柱都更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