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杰
金龙水库在溪江乡金龙村。村以库名，库因山就。水从四围的岭上淌下来，聚在一处，就成了这面镜子。
镜子照着天，天就矮了；照着山，山就软了。水是绿中带青的颜色，近看墨绿，远看碧沉沉的。水有二十四米深——听李佐顺老师说，当年筑坝，把桩打下去，打了一根又一根，总不见底。现在想来，那底下该是埋着许多人的汗珠子，还有铁锹磕在石头上的火星子。
我打电话给李佐顺老师。响了好几声他才接，声音含糊，像是午睡刚醒。他说起水库，往事像从水底冒上来的泡，一个一个浮上来。
那时候开集体工，全金溪区一千多个青壮劳力，挑着箢箕，背着锄头，从四面八方聚拢来。没有机械，只有一双手；没有水泥，只有山上的石头和河底的黄泥。夯土的声音从早响到晚，咚，咚，咚，像大地的心跳。李老师说，夜里睡在工棚里，耳朵贴着地，还能听见白天夯土声的余韵，像水库自己在长骨头。
李佐顺老师说着，声音忽然高了一些：“修水库那会儿，你外公是最不肯迁的。我记得很清楚。”他顿了一下，“其实他不是不讲理，他是舍不得……”
水库占了四个生产队的田土山——井边、老屋、铺里、桑园。井边是我外公的组。那些田埂上的稗草、山上的南竹杉树、晒谷坪上发白的石板，如今都在二十多米深的地方，安安静静地待着。
我外公李光明那年还年轻。干部来做工作，来了一拨又一拨，他只有一句话：“祖祖辈辈土生土长住在这里，我的胞衣都埋在这块地方。”后来他在本组另择地基。只有邱衡明迁去了培兴村，李宏玉和晏良成迁去了排前永安村。走的那天，听说邱衡明在水库堤岸上站了很久，回头望了一眼又一眼，眼泪双流。
小时候去外公家，要走很长一段田埂路。稻子抽了穗，擦过胳膊，沙沙地响。路的尽头就是水。外公的屋建在水边上，开窗就能看见水面。他喜欢搬一把竹椅坐在门口，什么也不做，就看水。有时从午后一直坐到天色擦黑，眼睛眯成一条缝，那缝里映着水面金晃晃的光。他两手搭在扶手上，指尖轻轻叩着，不响，像水底下的鱼在摆尾巴。有时候我喊他，他也不应。
他看水的时候在想什么呢？小时候总想问，又总没问。如今再也问不到了。
李老师说，那时候日子紧巴。水边的人有水的办法。来客了，或是家里断了荤腥，村民就取下墙角的网，棕丝编的，用桐油浸过。人站在水边，腰一拧，胳膊抡圆了，网张成一个圆圆的罩子，“哗”地落下去。网出水的时候，水珠子亮晶晶地落回水面，砸出许多小小的坑，又平了。网兜里蹦着几尾白花花的小鱼，不多，一餐刚刚好。
电话那头，李佐顺老师打了一个呵欠。声音不大，轻轻的，像水面冒了个泡。
五十多年过去了。那些扛着锄头来修水库的人，有许多已经不在了。井边组还在，外公住过的房子还在，只是青瓦上生了苔。水面还是那个水面，只是岸上的路更硬了，硬得踩不出脚印了。
外公如今也不在了。舅舅把他葬在水库管理所旁边，离水很近，一抬眼就能望见整片水面。他守了一辈子的水，现在换成水守着他了。这样也好。
那水底下，井边、老屋、铺里、桑园的旧屋基，一千多双夯土的手印嵌在坝体里，都还在。水越深，压得越实，越不容易散。
外公若在天有灵，大概还是会坐在那面坡上，眯着眼看水。水底下的东西，比五十年前多了——多了那些沉下去的屋基，多了夯土的手印，多了他的坟。而他眯着的那条眼缝里，水光一闪一闪的，细细的，长长的，像一根线，把所有的日子都缝在一起了。
鱼还在水里游，外公遗像还在墙上挂着。风吹过来，水皱了皱。过了一会儿，又平了，像从来没有皱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