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洁
除前文所述的船山弟子外，从船山书院还走出了各界精英，其中就包括政界栋梁。他们带着书院浸润的家国情怀，将“经世致用”的理念深植于心，在朝堂之上、地方之中，以实干诠释担当。他们心系家国，将书院所学化为治国理政的良方，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刘揆一：民国元勋
刘揆一（1878—1950），字霖生，祖籍衡山，后迁居湘潭县白石铺杨柳冲，1894年随王闿运来到船山书院求学。章炳麟在《与刘揆一书》中曾提及，揆一“处王翁门下数年之久”，在经史研习与经世思想的熏陶中受益良多。
在船山书院期间，刘揆一不仅学业优异，更以出众的办事能力在诸生中树立威信。当时书院内学术氛围活跃，他敏锐地察觉到国势艰危，遂牵头成立“经世社”，聚集志同道合的同学探讨救国救民之道。为扩大影响，他提议创办社刊，为此奔走于各斋舍征集稿件，亲自撰写《论湘人担当》等文，在书院内引发强烈共鸣。这段在船山书院的历练，让他的组织才能与革命意识得到充分培养，为日后投身民主革命埋下重要伏笔。
1897年，湖南维新启蒙运动风起云涌，巡抚陈宝箴在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以“中体西用”为宗旨，聚集了梁启超、熊希龄、唐才常、谭嗣同等一批思想先驱。刘揆一通过船山书院同窗辗转获得的学堂讲义，对其“变法图存”的教学理念深为仰慕。当年秋季，他联合几位志同道合的学友，悄悄从衡州太梓码头登上前往长沙的小轮船，奔赴时务学堂求学。
1903年，刘揆一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结识黄兴，二人一见如故，遂成莫逆。1904年，他参与组织华兴会，任副会长，积极谋划长沙起义，后因事机泄露被迫再次流亡日本。1907年加入同盟会，任执行部庶务干事，在孙中山离日期间代行总理职务。主持东京本部工作时，面对党内派系纷争，他以“革命大局为重”力排众议，坚决维护孙中山的领导地位，为同盟会的团结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
武昌起义爆发后，刘揆一即刻回国。1912年，他出任袁世凯政府工商总长，试图在实业领域推动社会革新。后因不满袁世凯复辟帝制，参与护国运动，在天津创办《公民报》，以笔为刃抨击帝制逆流。1916年至 1918年，他担任国会议员，继续为民主宪政奔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为家乡建设贡献余热。
纵观刘揆一的一生，始终与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紧密相连。从船山书院的热血青年到民国元勋，他以“终生献身革命”为信条，在辛亥革命、护国运动等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深刻印记，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
梁镇中：孙中山秘书
梁镇中（1872—1927），字醉生，号旷庵。这位来自衡阳市耒阳的有志之士，以其独特的人生轨迹，彰显了船山书院深厚的文化滋养与精神传承。作为孙中山的秘书，其思想与行动深受早年在船山书院求学经历的影响。
梁镇中学习极为刻苦，很快在学业上崭露头角，其聪慧勤勉深受师长与同窗赞赏，成为王闿运颇为得意的门生。在其《旷庵文集》卷7记载中，便能一窥他年少时的不凡志向，自幼便怀揣“政治之想”“种族之思”，“怀抱伟略”，锋芒初露。
梁镇中在学术探索上展现出强烈的求知欲与前瞻性，书院藏书楼是他流连忘返之地，那里藏有诸多涉及西学与革新思想的珍贵书籍。在那个新旧思潮激烈碰撞的时代，这些书籍犹如一扇扇通往新世界的窗口。从《海国图志》探寻着海外诸国的地理风貌、人文历史，从中思索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处境；研读《变法通议》，深入剖析维新派倡导的变革理念，探讨如何才能改变积贫积弱的国家现状；与志同道合的同学热烈探讨对时局的忧虑与对“救亡图存”路径。
据说有一次，梁镇中与刘揆一就“革命手段与改良路径”这一关乎国家命运走向的重大议题展开激烈辩论。两人各执一词，情绪激昂，争执声在藏书楼内回荡，最终惊动了前来查阅典籍的王闿运。令人意外的是，王闿运并未因他们“空谈时政”而加以斥责，相反，这位学识渊博的山长缓缓坐下，耐心倾听双方观点。待二人阐述完毕，王闿运以其深厚的学识与开阔的眼界，说出“天下事非一端可尽，诸生能思其变，亦是好事”这番勉励之语，还引导他们从经史典籍的浩瀚智慧中探寻治理国家、改变社会的良方。这一场景，不仅体现了船山书院包容开放的教育理念，更让梁镇中对“思想自由”有了刻骨铭心的体悟。在船山书院的这段经历，如同一颗火种，点燃了梁镇中内心以行动改变社会的信念，为他日后毅然投身革命事业埋下了至关重要的思想启蒙种子。
1911年，武昌起义的枪声如一声惊雷，打破了旧时代的沉闷。梁镇中听闻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内心的革命热情瞬间被彻底点燃。他当机立断，即刻踏上征程，毫不犹豫地投奔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到达南京后，他主动请缨，投身于政务文书起草工作中，以笔为剑，用文字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每一份文书都凝聚着他对新政权的期待与对国家未来的憧憬。
然而，好景不长，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梁镇中深感失望与愤懑。但他并未就此沉沦，而是选择东渡日本，于1914年加入同盟会，投身于反袁宣传活动的浪潮中。他挥笔撰写《讨袁檄文》等犀利文章，揭露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的狼子野心，引起强烈反响，激励着更多仁人志士加入到反对袁独裁的斗争中来。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梁镇中收到邀请后，欣然前往，担任孙中山的秘书，主要负责处理日常政务与文书往来工作。他充分发挥自身严谨细致的处事风格与犀利的文笔优势，起草《致各国政府宣言》《护法通电》等文件，逻辑严谨、条理清晰，字里行间洋溢着革命激情与坚定信念。这些文件一经发出，便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有力地宣传了护法军政府的主张，为革命事业赢得了更多的支持与关注。
孙中山先生对梁镇中颇为器重，曾在与他人谈及时给予高度评价：“梁君虽不善言辞，然笔下有千钧之力，其志可嘉。”这寥寥数语，既是对梁镇中文采与能力的认可，更是对他革命志向的赞赏。
1927年，这位为革命事业奔波一生的志士，在广州溘然长逝。临终前，他仍心系革命，嘱托家人将其所藏革命文献悉数捐赠给广州革命纪念馆。这一遗愿，充分彰显了他“终生为革命尽力”的坚定誓言与无私奉献精神。
梁镇中的一生，从船山书院的莘莘学子成长为孙中山的得力秘书，在时代的洪流中，他始终坚守初心，践行着从船山书院汲取的思想养分与精神力量，其经历深刻诠释了船山书院对一代革命志士的深远影响与坚实根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