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仕鹏
白露一过，鄂西北小村的山风就换了口音。它把松脂、柴烟、牛粪和晒过太阳的柿子皮搅在一起，像粗陶罐里新捣的辣酱，先辣后甜，一路从山梁灌进鼻孔。我踩着布鞋回村，鞋底“咕滋”一声踩破露水，心里跟着冒出一句土谚：“白露见霜，柿子发光。”果然，左山右山一片赤红，仿佛谁把夕阳掰碎，挂在枝头当灯笼。
村口的坎子边，从前站着一棵两人合抱的柿子王。爷爷也说不清它的年纪，只说：“我吃奶时，它就吮露水。”开春时，黑魆魆的枯枝像老人伸懒腰，一夜间冒出绿豆大的芽苞；再一夜，叶掌翻飞，绿荫能盖住整条土路。盛夏午后，树荫里摆四块被屁股磨得发亮的青石，石面渗着人油、汗碱和旱烟焦油，太阳一晒，散出一股子“社味”，呛鼻却踏实。
“三叔，再讲一遍柿树成精的神剧！”“成啥精？它要是精，早一脚踹飞你们这些小屁娃！”笑声砸在石头上，火星四溅。
我们最盼的是落花后的小青柿。捡一颗，剥去青衣，露出碧玉般的柿心，拿竹签一插，“哧溜”旋成陀螺。大家趴在地上，鼻尖蹭土，嘴里念念有词：“一旋福，二旋禄，三旋寿……”旋得最久的那枚，会被供在石头神位上，像给山神递红包一样。
熟透的柿子也招风。夜里“啪”一声落地，摔成一朵红泥花。我们猫腰蹿出，捡到手先感到冰凉，再感到柔软——像握住一颗跳动的心。用袖口擦擦，轻咬一口，蜜汁顺着指缝流淌，糯得能把舌头粘住。吃多了闹肚子，我们就蹲在地头，听肚子里“咕噜咕噜”打雷，一边笑一边骂：“好吃的嘴，甜死鬼！”
那时，柿子树归生产队，再甜也得先公后私。春节例外。腊月二十八，父亲端一碗糨糊，拿一管大楷，在红纸上写下“喜柿多多在吾乡 福荫绵绵护后庄。”墨迹未干，被邻家二哥搬来木梯，贴到树干上。对联一贴，仿佛给老树披上红袍，也给我们披上一层底气：来年饿不着，因为有“柿”作靠山。
好景止于小学二年级暑假。那天晌午，知了嗓子喊出血，老柿树“吱嘎嘎”跪倒。木屑像黄雪，纷纷扬扬。队长举着斧头喊：“老干部要走，老柿树去陪，值了！”
我躲在石磨后，看年轮一圈圈滚成棺材板，眼泪混着木屑往肚里咽。夜里，父亲在残桩前燃三炷香，烟头像三粒不肯坠落的星。我问他：“树没了，年咋过？”他把烟锅往鞋底磕了磕：“树走枝不走，人散心不散。记住，柿子红时，咱们还得笑。”
山不转水转。生产队管辖的沈家沟、老张沟、草坊沟等像摊开的手掌，托起一兜兜红灯笼。最远的左家沟，开荒六百多亩贫瘠坡地，广种薄收，却养着上百棵牛筋柿、保满柿、灯笼柿。霜降前后，队里仓库“堆成山”——不是山，是红浪。妇女们码柿垛，像给土地还愿；男人们取几筐酿“柿子老烧”。酒出甑，空气里飘起蜜糖拌火的味道，熏得野蜂都醉了。
“娃，抿一口！”牛爷用铜勺舀半盅递我，“这叫‘红运当头’，你有口福，辣了嘴，甜了心头。”
打霜第二遍，叶稀光透，树上只剩果，漫山一片红。我们挎篮背篓，像收拾落日的碎瓣。姑娘们把最大的一枚别在辫梢，走一步，晃一下，像把太阳拴在发尖上。挑灯夜焙，土炕上铺一层柿饼，火塘里松柴“噼啪”炸响，母亲把篾席拍得“嘭嘭”响：“饼要翻身，人也要翻身，日子才甜润！”
除夕夜，会计敲铜锣：“每户柿饼一包！”“当——”锣声滚过山谷，滚成我笔下最红的韵脚。
如今，我踩着水泥路回村，坎子边新栽的小柿树才碗口粗，却学着老树，把枝丫探进蓝天白云。我蹲下身，把从城市带来的半罐地铁风、半袋霓虹，统统倒进去：“你替我把这些养甜，再还给城市。”
小柿树不语，只递给我一片落叶当请柬。
夜里，全村吃“柿子宴”。灯火摇曳，人脸通红。我被推到场中央，端着酒碗，喊：“树在，山在，人在——咱们就得让柿子红一年，再红一年！”
“吼——”酒碗相撞，淡黄色液体溅起，像一场阴天的日出。
返程那天，三婶往我背包塞七层柿饼：“最底下那层，等城里下雪再吃，记得想家。”
火车启动，山梁上的柿子树排成“人”字，像给天空写情书。我咬一小口柿饼，甜味炸开——原来乡愁不是愁，是糖；归途不是途，是根。
喜“柿”多多。人在，树在，岁月在，甜味在，于是，希望就在。